历时26年、修改20余次后，精神卫生立法终于有了实质性突破，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精神卫生问题的严重性在我国十分突出。”10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说，据卫生部调查，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救助水平偏低。

　　今年6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在一次研讨会上反映的情况更为严峻：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病率为17.5%，但我国目前注册精神科医师不到2万人，每10万人仅有精神科医师1.46名，为国际标准的1/4，全国有70%的重性患者没有得到规范治疗。

　　“在河北省，每十万人仅有一位精神科专业医师。河北省的数据还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栗克清说。

　　得不到社会及同行认同尊重致使精神科专业医师流失严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得不到社会、同行认同尊重，职业高风险，待遇低，致使精神科专业医师流失严重。

　　郭建雄是广州市脑科医院主任医师，1993年，在“南下”大潮的带动下，本科毕业后，他从长沙来到了这所医院。这是我国第一间精神病专科医院，但因为“精神病”出身，当年和他一道进单位的同事报到没多久，就改去了广州一家综合性二甲医院。

　　“每年至少有两三个人离开精神科。”郭建雄说，这当中有考上公务员的，有下海经商的，有出国的，还有一种情形比较普遍，为了“逃离”精神科，不少人选择考神经内科、外科研究生，这让热爱这个职业的他感情有点复杂，“可能因为觉得当精神科大夫不是自己的职业追求吧”，他用这样的解释安慰自己。

　　与引进后流失并存的，是引进的不易。

　　据教育部提供的资料，目前设置本科精神医学专业的普通高等学校只有四所，年招生300余人，在校生1000余人，这样的培养规模是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的，因此精神科医生多来自临床医学专业。

　　“精神科每年都要招人。”郭建雄说，有些科室想进的人排长队，因为选择余地大，早已将门槛提高到硕士甚至博士。但精神科的腰杆一直“硬”不起来。佐证是作为三甲医院，今年精神科才要求应聘者以硕士为主，如果完成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取得医师执照的，本科生也行。即便如此，相比其他科，精神科想招到好的医生要困难得多。

　　今年普通精神科招聘1名医生的信息发布后，投简历的有20多人。由于人难招，科室为了给考生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采取先面试后笔试的形式，结果面试只来了5个人。医院相中了一人，却被婉拒，对方告知说想去某家综合医院。在郭建雄记忆中，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精神科医师总体学历层次不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在省级专科医院占85%，在地市级医院占25%。”今年9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王文荣到云南的调研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郭建雄的说法。云南一个州医院的精神病科有7名医生，但只有1人是精神科执业医师；还有一个州的精神病医院今年要招录3名医生，按规定应该按3∶1录取，也就是说起码需要有9个人报名，但是结果只有2个人报名，而且还都是非精神医学毕业的。

　　对大部分精神科大夫来说，“您是哪个科的大夫？”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如果照实说，对方会拿自己的职业打趣身边的人，“你以后看病就找他好了。”很多时候，只好说是脑科医院医生、内科医生来摆脱困扰。这样一份还未得到社会、同行充分认可、尊重的职业，只能成为就业的备选砝码似乎理所当然。

　　职业高风险成为阻碍医学生进入的“心理门槛”

　　郭建雄的胸口至今仍有一道浅浅的疤痕。1997年，一名精神病患者病情发作，情绪亢奋地手持大刀在宾馆大厅恐吓人。郭建雄在现场和病人喊话现场治疗，在公安试图对病人约束时，病人刺中了他的胸口，“幸亏有胸骨挡着，偏一点就刺到心脏了。”虽然受了大惊吓，但伤情还算比较轻，皮肤只缝了两针。

　　对于精神科大夫来说，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郭建雄说，据他所知，有一次一个病人病情发作，拿铁棍打过来，刺穿了医护人员的颅骨。

　　收入待遇低引发吸引、留住人才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唐天标在分组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时，谈到了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经费保障问题。精神病专科医院收治的是精神病人，患者家庭一般比较困难，其中一些流浪患者住院交不起钱，住院费收不上来的现象比较普遍。此外，这些医院没有综合医院那些检查检验和治疗的高档医疗设备，医院收入相对低，运转比较困难，且医护人员的人均年收入通常要比综合医院低三分之一。

　　郭建雄说，即使在综合医院，精神科医生的待遇也要比大部分科室低。

　　“政府、社会对精神卫生方面投入不足。”栗克清说，在科研调查中，河北省有46%的精神卫生机构仅处于可生存状态，想获取利润可能就会导致“过度治疗”和“被精神病”。

　　以2008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肿瘤学项目达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