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失怙，老隐宁国
葛洪的家族，是魏晋时期丹阳郡（三国时治所在今宣城、晋时在今南京）百年官宦世家，名门望族。本文不必赘述其历代显赫的远祖，先说其祖父葛奚和父亲葛悌。葛奚是三国东吴的重臣，葛洪《抱朴子•自叙》（以下简称《自叙》），说他“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仕吴。”葛奚历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据《抱朴子•仙药》记载，葛奚曾任临沅（今湖南常德）县令。“县有廖氏家，世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后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亦累世寿考”。葛奚穷究其因，发现此家“井水殊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十斗为斛）”，乃悟寿考与丹砂有关，遂信奉丹药养生之道。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长寿，因为他是一位敢于针砭时弊的正直官员。有一次葛奚仗着酒兴在国宴上说了不少“忤逆”皇帝的话。此时东吴的皇帝是东吴亡国之君末帝孙皓，他听过葛奚的逆耳忠言，龙颜大怒，他便以他一惯凶残暴虐的方式处理了这位“先帝旧臣”，即让葛奚“饮以醇酒（鸩酒），中毒殒命”。当时的太子太傅贺邵与葛奚同殿为臣，他不忍目睹吴末帝孙皓持政日弊，便上疏讽谏说：“今佞谀之徒干弄朝威，盗窃荣利；而忠良排坠，信臣被害。”（《三国志•吴志•贺邵传》）贺邵就是以葛奚之死作为信臣被害的近例。当然，贺邵也因此被孙皓枉杀了。
葛洪的父亲葛悌（？～295），也是东吴朝廷的要员，又担任过吴国的封疆大吏。在他被任命为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的时候，司马炎早已篡夺了曹魏的天下，且吞并了西蜀。不久，其征伐大军乘胜沿江顺流而下，吴国西境多已失守。这时朝野都想起了这位被外放的文武双全的葛悌。于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兵五千，总统征军，戊遏疆场”（《自叙》）。但史书对这次东吴注定要失败的保卫战却少有记载，葛洪后来以“天之所坏，人不可支”（《自叙》）八个字概括了战争的结果。就在东吴末帝天纪四年，即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的这场保卫战之后，西晋横扫东吴而一统江山。此年五月，晋武帝封孙皓为归命侯，同时对“吴之旧望，随之攫叙”（《晋书•武帝纪》）。或许就在这时，葛悌被任命为郎中，迁太中大夫，历任大中正，肥乡令，最后远放为邵陵太守。
葛悌在肥乡令任上为官清廉，葛洪说他“秋毫之赠，不入于门。纸笔之用，皆出于私财”（《自叙》）。因而，他把隶属于司州广平郡的肥乡县（今属河北邯郸）治理成为全司州两个郡一百个县中最好的地方。而令葛悌欢喜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在晋太康四年（283），他的第三个儿子葛洪出生了。不过不久，葛悌以健康原因辞去了肥乡令，朝廷又“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此处吴王，非前东吴帝王，而是西晋王朝于太康十年（289）所册立的吴王）按《晋书•职官志》记载，西晋王爵置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地位约当于相。葛悌在郎中令任内，“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自叙》）。葛悌勤于政事，严肃地匡正失误，进谏可行者而替去不可行者，提举善良者而弹劾不正不直者，使得吴王的封地诸郡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然而，葛悌的才干却为王室权贵所忌惮，不久，他就被调往荆州南部的邵陵郡（今湖南邵阳）任太守。那时的邵陵可能算是边远地区，这对他多病的身体自然是不利的。在晋惠帝元康五年（295），葛悌终于撑持不住，命终于邵陵太守任上。此年葛洪才刚刚十三虚岁。纵观葛洪之父葛悌的仕途生涯，可明鲜地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在东吴朝廷，因倍受重用而积极有为；一是在西晋朝廷，因颇受排挤而沉闷忧郁。今人王明在评论葛悌时说：“看来葛悌后半生并不怎么得意，这是北方司马氏政权对江南士族持有一种歧视和戒心是相关联的。”（《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图1：《宁西葛氏家乘》书影）
葛洪的幼年或许是比较顺利的，他后来回忆说：“洪者，君（指父亲）之第三子也。生晚，为二亲所娇饶，不早见督以书史。”（《自叙》）但十三岁父亲身故，小小年纪的葛洪便面临着“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自叙》）的窘境。由于这个清廉的儒学氛围甚浓的官吏家庭积蓄不丰，葛洪首先感到的是饥寒之虑。于是葛洪这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也及早地进入人生，他也得起早带晚，戴月披星地到田野参加苦力劳动。虽然如此，在葛洪幼小而深层的意识中，他还是要以文事求入仕途，因为这才是他这个名门士族子孙应走的甚至是必须走的道路，葛洪在那时自然别无选择。然而，葛洪当时所遇的情形却是“又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日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处以柴火写书”（《自叙》）。《晋书•葛洪传》也说：“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葛家所藏书籍被兵火荡尽，应指西晋灭吴时的“兵火”。自晋灭吴后，葛洪的父亲葛悌虽然仍然为官，却很不得意，从他流传下来的为数极少的诗文中，却多次流露出“颠沛流离，羁旅道路”的感慨。他不仅无暇顾及书籍，恐怕也无法顾及子女的教育，所以葛洪说他自小“夙失庭训”，“不早见督以书史”。家庭的这种变故对葛洪读书入仕的愿望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靠砍柴卖柴以换取纸笔，甚至在田间地头以树枝代笔练习写字。然而，就是这树枝却练就了葛洪的一笔好字。北宋大书画家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评价说：“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这当然只是后话，而葛洪眼前的窘境或许使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对于东吴的故国之思。葛洪在《抱朴子•吴失》中曾记录了他后来的老师郑隐所说的话：意思是我生不逢时，不早不晚，“将见吴土之化为晋域，南民之变成北隶也”。这是葛洪的前辈预感的亡国之痛，而对葛洪而言，则变成了其切身的刻骨体验了。
这里先宕开一笔，插说一段晋元康七年（297）葛洪十四岁发生的一件事。此事与葛洪似无关系，却对他日后的人生选择可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件事就是西晋建威将军周处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战死。周处（238～297），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因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周处》编入过人教社初二语文课本，故为不少年轻人所略知。而周处的父亲周鲂，便是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置宁国县后有记载的首位宁国长（大县为令，小县为长），他在宁国有政声，转任怀安县（今属宁国市东南部）县令，后迁升为鄱阳太守，可见周鲂在宁国的工作生活时间是很长的。周家为魏晋时期江东四大豪门之一。据《晋书•周处传》记载：“及氐人齐万年反，朝臣恶（周）处强直，皆曰：‘处，吴之名将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隶夏侯骏西征。”这里所说的“氐人齐万年反”，指的是晋惠帝时期北方羌氐游牧民族首领齐万年率领大军对西晋的进犯。因周处“志存义烈”，“凡所纠劾，不避宠戚”，故为北方西晋权臣所不容。此次西征，西晋外戚、安西将军夏侯骏为打压南方士族势力而故意借刀杀人，他命令尚未起灶造饭的周处率兵五千向齐万年七万精兵发起进攻。周处直言：“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但夏侯骏依然“复令（周）处进讨”，周处只能率饥饿之兵向虎狼之敌发起冲击。“自旦及暮，斩首万计”，但周处及其五千江南将士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血洒疆场。（事见《晋书•周处传》）这件事在包括葛洪在内的江东百姓心中引起了一种强烈的亡国之恨，也引起了人们对西晋王朝对东南士族歧视政策的强烈怨愤。若干年后，西晋为平定石冰流民之乱，葛洪与周处之子周玘同为江南士族将领而并肩作战。此事下文还有记叙，在此先点一笔，只是为了便于说清葛洪与宁国可能存在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恰恰涉及到史学界对葛洪卒年时间似乎永无休止的争议。故在此暂且停止对葛洪事迹的连惯介绍，提前说说葛洪卒年的时间问题。
关于葛洪的卒年，历来有两种主要的说法：一是“八十一岁”说，一是“六十一岁”说。前者本于南朝宋人何法盛《晋中兴书》、《晋书•葛洪传》等；后者本于东晋袁宏《罗浮记》、《晋书•邓岳传》等，此说后来又衍生出“不足六十岁”和“六十三岁”二说。但笔者查阅上述史料及其他相关记载，不论哪一说，对于葛洪具体行踪和事迹的记录，无一不是只止于葛洪五十余岁憩于广东罗浮山，其后大抵皆以“隐于山林”、“沉于炼丹”、“著述不辍”之类的宽泛之语予以概说。今读编修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宁西葛氏家乘》，见其所记，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葛洪卒年之谜，甚至可以证明葛洪晚年最终隐修之地并非广东罗浮山，而是极有可能确实就在地处皖南山区腹地的宁国。
据《宁西葛氏家乘•世纪》记载：“洪公，字稚川，别号抱朴子。公英迈，盖世豪杰无双，抱经天纬地之才，为晋勾漏令，累官枢密院参知政事。善博文，有道术，时人咸称为仙翁。后公遂退丘壑，卜居罗湾（今宁国青龙乡港口湾，即青龙湾）居焉。夫人邵氏鲍氏，合葬万福（今宁国竹峰万福村）柳山狮形。生七子，邵氏所生。”
又据《宁西葛氏家乘•序》记载：“及至洪公为勾漏令，道经宛陵（今安徽宣城），因爱其山水清秀，风景绝佳，乃卜居宁国西乡罗湾。其地扼西津之上游，川流至此，如蛇绕龙回，下流水声终年不息。清晨日出，则满山竹顶生光；暮云反照，长河水底生斑。川流春涨，势若钱塘之潮、巫峡之流，大有虎啸龙吟之慨；溪寒冬涸，如浔绕孤山，鸠冲采石，似百鸟飞鸣。静听风吹竹叶流过溪滩，如伯牙之琴声，令人闻之不舍。洪公爱其景而卜居其地，相延而下，族裔衍盛，诚我邑之望族也。”
又据《宁西葛氏家乘•跋》记载：“葛天氏者，吾葛氏得姓之始也。稚川公讳洪者，吾罗湾之始祖也。”
家谱是中华民族古代三大重要文献史料（国史、地志、家谱）之一，是记录某地某个姓氏家庭子孙传承之书，其主旨是为了说世系、明血缘、序长幼、辨亲疏，并以此达到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之目的。《宁西葛氏家乘》虽然编纂于较晚时的明朝，但他们将葛洪作为葛氏自丹阳句容迁宁一世祖，应该是经过缜密而细致查证的，绝对不可能随意地攀附一个“张千李万”作为自己的祖先。中国古代典籍确有后世之人浮夸神话前贤或先祖的习惯，如《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而葛洪在其《神仙传》卷一中却说：“老子者，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腋而出，生而白首，故称之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但老子李耳是凡人也好，神仙也罢，这并不影响李耳一脉血传后裔将其尊奉为祖宗，而至于其他与李耳并无血缘世系关系的李姓之族，如果也将老子奉为祖宗，便是忘记了自己的祖宗而敬奉了别人的祖宗。《宁西葛氏家乘》也存在着虚夸自高其迁宁一世祖葛洪的现象。如谱中说葛洪累官至“枢密院参知政事”，此官置于宋代，其位相当于副宰相。北宋文豪欧阳修、南宋宁国人吴潜都曾出任过此职。而葛洪实际累官只是东晋司徒府（相当于丞相府）下的“咨议参军”。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咨议参军只是在司徒府领兵出征时方可设置的临时官职，其职位大致相当于出征主帅的临时参谋。同老子李耳一样，葛洪是枢密院参知政事也好，是司徒府咨议参军也罢，这与葛洪是不是葛氏迁宁一世祖并无关系。此所谓后世所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者也。对于葛洪应该是葛氏迁宁一世祖，笔者在此再补充说明三点。
其一，葛洪与宁国长周鲂之孙周玘同为江东士族，关系密切。或许葛洪很早便从周玘的口中了解了宁国的部分情况。而且魏晋时期时局纷乱，战火频繁，而宁国因地处皖南山区腹地，社会则相对安宁平和，这是有利于葛洪炼丹著述的。同时，葛洪在记叙炼丹过程时曾多次提到“凡夫不可近”，而远离县城的罗湾，当时自然人烟稀少。而且，葛洪之所以不见载入现行最早的明嘉靖《宁国县志》专门记录外籍名贤迁入本县住居的“流寓”卷中，或许是因为此志成书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早于《宁西葛氏家乘》成书十七年。当时的县令范镐政务之余编纂县志仅用了两年时间，也许他尚未考稽到有关葛洪在宁国的史料。故后世续修县志，对此多有补充。如清道光及民国《宁国县志》在“山脉”卷记载：“石仙尖（今宁国梅林蒋山），县东四十里，高插云汉，上有仙人洞，旧传葛仙翁曾采药于此。”“黄尖山（今宁国霞西阳壕山），县南七十里，山上有葛仙岩，俗传葛仙翁炼丹于此，有石室。”另外，民国《宁国县志》“古迹”卷记有明清宁国环城十二景，其中之一便是“洪涯仙迹”。据林静《宣城地名考》记载：“洪涯位于嵩山（今宁国西津大村），山中古有秀峰庵，相传葛洪曾在此炼丹，故称‘洪涯仙迹’。”这些虽然尚不能实证但至少可以佐证葛洪曾经到过宁国，而且生活了很长时间。
其二，《晋书•葛洪传》似乎也为我们提供了葛洪晚年隐居宁国的蛛丝马迹。其文曰：“（葛洪）求为勾漏令……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今广东博罗县境内）炼丹。……后与（邓）岳疏云：“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邓）岳得疏，狼狈往别。而洪坐日中，兀然若睡而卒，（邓）岳至，遂不及见。时年八十一。视其颜色如生，体亦柔软，举尸入棺，甚轻，如空衣，世以为尸解得仙云。”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两个疑点：一是葛洪致信邓岳“当远行寻师”，说明此时葛洪身体尚健，为何邓岳急急火火地赴来送别，葛洪却突然死了呢？二是《葛洪传》所记“世以为尸解得仙云”。所谓“尸解仙”，正是葛洪在《抱扑子•金丹》中曾阐释过的概念。葛洪将仙人分为三等：“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葛洪认为，道士修道功成之时，可遗弃肉体而仙去，或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服、手杖、宝剑等）遗世而升天。这个过程谓之尸解，由此而成仙的人为尸解仙。《晋书》为唐初名相房玄龄主持编纂的。房玄龄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他对葛洪是否“尸解得仙”似乎不置可否，故云“世以为”，即是世人这样认定，而不是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因此，笔者据此推测，葛洪从罗浮山“远行寻师”应在“六十一岁”之时。因为据《罗浮记》、《晋书•邓岳传》记载，邓岳死于东晋建元年间（343～344），如果葛洪如《晋书》所记“时年八十一”，当在东晋兴宁元年（362），也就是说，邓岳应早死于葛洪近二十年，他又如何能为葛洪“狼狈往别”呢？因此，笔者结合《宁西葛氏家乘》进一步推断，葛洪六十一岁的那次“寻师远行”，最有可能的目的就是宁国罗湾。至于葛洪尸解成仙之说，即使是后世道教学者多持怀疑态度，南宋全真教（道教的一个派别）真人丘处机在其《西游记》（非吴承恩《西游记》）中便直接斥之为“诬妄”。现今广东罗浮山尚存葛洪墓，而且与“稚川丹灶”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保护起来。如果笔者猜测无误的话，这个葛洪墓可能是邓岳或罗浮山民为“远行”的葛洪所立的衣冠冢，其真正的坟墓当在宁国万福村之柳山。
其三，据现今人口普查所知，浙江宁海县为全国葛姓人口最多的聚居地之一。至今该县已发现了西洋、枫湖、丁洋和泉水四部《葛氏宗谱》。据今宁海人葛福明《葛洪与宁海》和应可军《西洋葛氏宗祠游记》查阅家谱考证，下洋和西洋两地分别为葛洪长子葛渤和次子葛勋的后裔，他们都尊葛洪为迁宁海一世祖，这与《宁西葛氏家乘》的记载不仅并无矛盾，而且还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为据《宁海县志》记载，葛洪确实在宁海修炼多年。《宁西葛氏家乘》记葛洪有七子，只有五子葛善五卒葬于葛洪墓傍，其余长子迁浙江，次子迁於潜，七子迁宣城丰源，其余或回迁江苏。只是葛福明、应可军二人在文中都未提及葛洪的卒葬之地。这或许只有两种原因：一县史料湮灭，宁海宗谱未作记载；二是虽有记载，却卒葬他处。故葛、应二人无法或不必书之于文。而在葛洪的故乡江苏句容，《中国社会报》（2011.5.15）发表了著名玉石的文章《仙人葛洪》，该文引李贤《明一统志》卷六记载：“青云观，在句容县治西南隅葛仙翁故宅，梁天监中（503～519）建。”该文接着说：“青云观后易名葛仙庵，庵前建有葛洪的衣冠冢，立碑‘葛仙之墓’（碑犹存）。”中国古人有极强的叶老归根的习惯，即使在京城为官一生而客死京城，也要千里迢迢归葬原籍出生之地。葛洪并未回葬句容，是出于无奈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他“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最终是卒葬于宁国了。如果说葛洪晚年不是隐居宁国，甚至说《宁国县志》所记葛洪相传在宁国的活动全部是假，那么，葛洪卒葬宁国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记上所言，笔者认为《宁西葛氏家乘》记载葛洪晚年隐居宁国罗湾并成为葛氏迁宁一世祖，这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但又因其不见载入县志“流寓”卷，也不能不说毫无原因。因此，还望宁国广大有识之士，尤其是宁国葛氏后裔，仍应广寻葛洪在宁国活动的遗迹，广搜葛洪晚年隐居宁国的史料，以充实宁国葛氏家谱的内容，并以此丰富宁国历史文化的底蕴。
二、兼学百家 扬威沙场
葛氏作为东吴士族名门望族，至葛洪已经家道衰落，葛洪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熟读经史以入仕途、并以此光耀门楣而重振家业的使命。但西晋王朝对江南士族的歧视政策，便严重地妨碍了葛洪所负使命的完成。葛洪在《抱朴子•审举》中说：“昔吴士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犹复不试，所以使东南儒业衰于昔也。此乃见同于左衽之类，非所以别之也。”自东吴并入西晋算起，至葛洪说此话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西晋政权始终把东南士族读书人排斥在经术考试之外，并“见同于左衽之类”，即把他们视为没有什么文化的蛮夷一般。这使得青年时的葛洪虽尚未完全泯灭勤奋苦学而以图仕途一逞的愿望，却使他转而对探求各类知识与学问有了极大的兴趣。
葛洪在其《自叙》中回忆说：“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只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纯儒。”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葛洪的学习不是只止于儒家经典，而是更广泛地沉缅于百家之言，并且开始了诗赋杂文的写作，对百家之言“犹得有所引用”，“当时自谓可行于世”。不过他这时的著作大多被他后来“自行付火”，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融入他后来的大著之中。大概在十六岁之后，或许得到某一机缘，家贫的葛洪便开始师从儒、道大师郑隐。（图2：《宁西葛氏家乘》中葛洪画像）
介绍郑隐，得先说说郑隐的老师葛玄。《晋书•葛洪传》说：“从祖（葛）玄，吴时学道得仙，吴为葛仙公，以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所谓“从祖父”，即是葛洪祖父葛奚的堂兄弟。因此，葛洪出儒入道而成为道教徒，应该是他的“从祖父”葛玄的间接传人，也就是说，葛洪所得儒学、道学皆来自其家传。葛玄（164～？），字孝先，名在东汉道教四大天师之列。葛洪《神仙传》卷八说他“生而秀颖，性识英明，经传子史，无不该览”。又说他“遁迹名山，参访异人，服饵芝术。从仙人左慈，受《九丹经液仙经》。玄勤奉斋科，感太上老君与太极真人，降于天台山，授《玄灵宝》等经三十六卷”。对于葛玄笃信道教而感动了天神下凡传授真经之言，我们不必信以为真。至于“仙人左慈”，他既是一位历史人物，《后汉书》中有《左慈传》；他又是一位神化人物，晋干宝《搜神记》记载了他“铜盆钓鲈”、“化身为羊”的故事；他又是一位文学人物，《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标题便为“甘宁百骑劫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他还是一位仙界人物，葛洪《神仙传》卷八便将他列入仙班。《神仙传》说：“左慈者，字元放，庐江（今安徽庐江）人。少明五经，兼通星纬。见汉祚将尽，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运，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术，尤明六甲。”葛玄所学《九丹经液仙经》及《玄灵宝》诸经，皆为左慈真传，这给葛玄在东汉道教带来了极高的威望。《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记载，吴大帝孙权好道术，葛玄尝与之游。孙权特于方山（今属江苏南京江宁区）为葛玄建“洞玄观”。葛玄仙逝前，将其所著所藏金丹诸经悉数传与其得意门徒郑隐。依笔者推测，郑隐正是基于对其恩师葛玄的敬佩和感激，才将其贫困而好学的侄孙葛洪收为闭门弟子而倾心加以调教。在此还需说明一点的是，考研历史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葛玄被尊称为葛仙翁，葛洪却称他为葛仙公，而葛洪当时也被称为葛仙公。当葛洪进入晚年，人们也称之为葛仙翁，或者将葛玄、葛洪都称为葛仙。以致后世常常将祖孙二人相混。上文提到过应可军《西洋葛氏宗祠游记》，作者根据《宁海县志》“其苗裔为葛玄云云”，认定宁海枫湖、泉水两地葛氏为葛玄的后代，这应该是没有错误的。而今人张泽洪的《中国道教史上的葛洪》，在引用宋施宿《会稽志•上虞县》记载时却犯了难。其文曰：“葛仙马蹄石，在县西南，石在道旁，迹如马蹄。药臼石，县西南石窟。……俗云葛仙翁药臼也。”因葛玄、葛洪都曾于浙江上虞县修炼过，此处的“葛仙”、“葛仙翁”是葛玄还是葛洪，张泽洪也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见《葛洪研究集》）。而道光、民国《宁国县志》载有石仙尖和黄尖山，分别为葛仙翁采药和炼丹处；民国《宁国县志》载明清环城十二景，其中之一处明言“洪崖仙迹”，这说明不仅葛洪曾生活于宁国，而道教天师葛玄也可能曾到过宁国。
再接着说郑隐。郑隐（217～？），字思远。其早年为儒生，精通《礼记》、《尚书》。后师从葛玄，受《正一法文》、《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太清丹经》等道学典籍，精于烧炼金丹。葛洪在《抱朴子•吴失》中说郑隐“不营利禄，不友诸侯，然心愿太平，窃忧桑梓”。可见葛洪对郑隐是十分折服的。葛洪在师从郑隐学道的时候，可能仍在学习儒家经典。故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说：“郑君（郑隐）本大儒士也，晚好道，犹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除此之外，葛洪还有可能跟郑隐学了武艺。据《遐览》记载：“郑君时年出八十，先发鬓斑白，数年间又黑，颜色丰悦，能引强弩，射百步。步行日数百里，饮酒二斗不醉。每上山，体力轻便，登危越险，年少追之，多所不及。”上文已经说过，葛洪是在他父亲疾病缠身时出生的，其体质上当有先天的不足。故葛洪在其《自叙》中说：“少尝学射，但力不能挽强，然意为射既在六艺，又可以御寇劫及取鸟兽，是以习之。昔在军旅，曾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遂以免死。又曾受刀盾及单刀双戟，所向无敌矣。晚又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葛洪所学的武艺可能不全是从郑隐处得来。前文已叙，他的父亲葛悌在西晋征伐东吴时，因其有经武事文之才而临危受命，总领征军，可见葛氏家族也有习武的传统。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葛洪“不早见督于书史”的原因，可能不仅是为“二亲所娇娆”，而是父母希望他先专心习武以强体格。葛洪既有其家传的武学基础，再跟郑隐学习武术自然会有较大的进步，甚至成为当世绝顶的武林高手之一。可悲与可喜的是，葛洪的武功以及饱学百家之言而积累起来的广博学识不久便派上了大用场，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一开始便介绍了葛洪的祖父葛奚和父亲葛悌，他们都是朝廷的重要官员，都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而葛洪的从祖父葛玄却是一位道教徒，而且是一位被尊为神仙的道教大师。葛洪后来写出其最为著名的垂世之作《抱朴子内外篇》，当是承袭了葛氏家庭儒道两系家学并有了重大发展。其内篇二十篇，主要讲叙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教学说。而外篇五十篇，则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则大抵属于儒学范畴而兼容墨法兵名及阴阳家百家之说。当然，葛洪师从郑隐的时间大概只有三年五年。据《抱朴子•遐览》记载：“太安元年（302），（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及负笈持仙药之朴，将入室弟子东投霍山（今安徽霍山县），莫知所在。”郑隐是一位儒道兼修的学者，处于出世入世之间，他目睹或传闻了晋惠帝大权旁落，而皇后贾南风“面首”（即男宠）过百却仍以乔装民女潜入妓院卖淫为乐的女子专擅朝政，则必然造成天灾人祸，民生凋敝。郑隐预言西晋王朝行将末世（即“季世”），江南不免于战乱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幸的是郑隐的预言果然灵验了。据《晋书•惠帝纪》太安二年（303）记载：“五月，义阳（今属河南新野）蛮张昌反……七月，（张）昌别帅石冰寇扬州，刺史陈徽与之战，大败，诸军尽没。”另据《御览》卷三二八记载：“昔太安二年，京城始乱，小民张昌反于荆州，乃遣石冰击定扬州，屯建邺。”建邺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与葛洪的家乡句容县靠得很近。就在这时，二十一岁的葛洪几乎是不容选择地参加了江南士族武装，组织了地方地主势力镇压起义军的活动。在此补充一点，笔者并不认为每次农民起义都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就石冰所率的起义部队而言，其主要组成乃是从北方大漠迁徙至川陕一带的戎狄无业流民，用今天的时髦的或流行的话来说，他们就是西晋王朝以人道主义考虑而给予收容的他国“难民”，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地方官府的安置条件而聚众造反。石冰便是打着救民于水火的旗号，却干着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并一路杀向了西晋当时最为富裕的地区江东，其对社会的破坏性是巨大的。文革时期，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大多研究葛洪的著述几乎毫无例外地因葛洪参与了平定石冰流民之乱的活动，而将葛洪列为人民的“公敌”，同时将葛洪的著述一概斥之为替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妖说”，笔者认为这是有失公允的。下面便介绍一下葛洪在平定石冰之乱中的传奇表现。
据葛洪《自叙》记载：“义军（士族地主武装）大都督邀洪为将兵都尉，累见敦迫。既桑梓恐虏，祸深忧大，古人有急疾之义。又畏军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数百人，与诸军旅进。”一方面是敦迫，即顾秘等人催促他组建队伍，参与战斗。二方面是石冰流民起义扰乱了他的家乡，他应该赴此国难。三方面是由于害怕违反军法，不敢任性。由此可见，葛氏家族当时虽已衰败，但仍属于士族地主，所以他能迅速募合数百人参加地主武装。这里的义军大督都是当时江南最大的士族地主、“东吴四姓”之首的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顾秘。《晋书•葛洪传》也说：“太安中，石冰作乱，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与周玘等起兵讨之。（顾）秘邀洪为将兵都尉。”于是这位年轻的将兵都尉就率领其数百人的队伍投入了战斗。当然葛洪率领的队伍不是孤立的，故他说“诸军旅进”。《资治通鉴•晋纪七》记载：太安二年“十二月议郎周玘起兵江东以讨石冰，推前吴兴太守顾秘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于是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及丹阳葛洪、甘卓皆起兵以应（顾）秘”。这说明葛洪与这些人同是士族地主，都是当时颇具名望的人物，而且是互通声气的。顾秘是东晋大画家顾凯之的祖父，贺循就是那位替葛洪祖父葛奚鸣冤而被杀的贺邵之子，甘卓则为三国“百骑劫魏营”的东吴大将甘宁之后，当然还有为国血洒疆场的英雄周处的儿子周玘。据史料记载，他们的年龄都比葛洪年长不少。故葛洪只能担任“将兵都尉”，即做一支部队的副将。而葛洪就在这一副将的位置上却显示出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葛洪在其《自叙》中说：“余年二十一，见军旅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计，数败。吾令宋侯从月建住华盖下，遂收拾余烬，从吾计破石冰焉。”这里的宋侯指的是宋道衡，或许是一个富门巨贾而才疏学浅，故不见载于正史。他开始可能是小瞧了年青的葛洪而不用其计，以致“数败”。后来他接纳了葛洪“从月建住华盖下”的计策。月建和华盖都是古代一种与军事行动相对应的相关方位的名称，葛洪大概是利用古人奇门遁甲之术进行排兵部阵，他调整了部队指挥部位置的，以及改动队伍各单位的相互位置，“遂收拾余烬”，使“数败”的残兵败将重新组织而振作起来。在此，我们不得不相信葛洪“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绝非自夸。葛洪在《自叙》中还说：“洪年二十，……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这里的“兵事”就是指兵书。葛洪的可贵之处在于学以致用，融会贯通。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葛洪还善于将其所学和每次战斗经历及时加以分析和总结，后来竞成多部兵书。《隋书•经籍志》五行类录葛洪《遁甲秘要》、《遁甲要用》等八卷。所谓“遁甲”，唐人李贤注《后汉书•艺文志》曰：“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遁也。”葛洪曾称左慈“尤明六甲”，这既是五行方术，同时也可用之于行军打仗。《新唐书•艺文志》录葛洪《兵法孤虚秘要》一卷。唐人马总《意林》引《抱朴子》注云：“太公曰：从孤击虚，万人无余，一女子当百丈夫。”又云：“九天玄女曰：背孤击虚，一女子敌十夫，取击对冲之方是也。万无一失。”由此可知，葛洪领兵打仗是很讲究战略战术的。只可惜这些著作后来都散佚了，我们不必在此多费笔墨，现在，我们还是再回到“宋侯不用吾计，数败”的叙述中来，或许也就是在此前“数败”的某次战斗中，葛洪从郑隐那里学来的武功发挥了作用。上文曾有引叙：“昔在军旅，曾手射追骑，应弦而倒，杀二贼一马，遂以得免死。”（《自叙》）后来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说：“河北文士，率晓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可能也是叙述葛洪这一经历。葛洪的这一惊人一箭，不久使他自己得以免死，也提高了他在军中的威望，似乎也给他的部队以胜利的信心，也给他在指挥能力的提升上带来极为有用的启发。此后，他便参与指挥了一场胜利的战役。
葛洪在《自叙》中说：“攻贼之别将，破之日，钱帛山积，珍玩蔽地，诸军莫不放兵（放下兵器）收拾财物，继毂（战车）连担。洪独约令所领，不得妄离行阵，士摭得众者，洪即斩之以徇，于是无敢委杖（放下兵器）。而果有伏贼数百，出伤诸军。诸军悉发无部队，无复战心，遂致惊乱，死伤狼藉，殆欲不振。独洪军整齐毂张，无所损伤，以救诸军之大崩，洪有力焉。”这应该是一次略有规模的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士族地主武装亦当是顾秘组建的主力部队。此次战役的前段是地主武装部队进攻“贼之别将”（为石冰所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是这次战役的序幕。后段则是起义军以财宝诱敌，试图一举歼灭地方武装。葛洪清醒地识破敌方的战术意图，而且由于他大量阅读史书，熟知历史上众多的这种战例，这就使葛洪在士族武装的将领中显得鹤立鸡群，也使得他所率领的部队比起他的友军高出不止一筹。在诸军“收拾财物”、“无复战心”之时，葛洪所部却“不得妄离行阵”，车马整齐，终于“以救诸军之大崩”。这一战役充分暴露了江东士族地主武装本质上是不堪一击的，葛洪自然还进一步看出这些名门士族也不是绝对可靠的，他冷静地看出地主武装的部队如果不经过严格的训练，其素质也不会好于起义军。因此，葛洪约束他的部队是很严厉的。“士有摭得众者，洪即斩之以循”，就是如有某位将士猎取了些什么财物，他就会斩其首级以示众。这种以法治军的思想，一直是葛洪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并进一步将其提升至以法治国的高度。但葛洪因儒道兼修而名垂后世，历来对他的法治思想却极少论及，故于此先赘述一笔。
葛洪受其家传儒学的影响，他并不反对以仁政与教化而治天下的观念，但他认为如果仅此而已缺失了刑罚，则其祸必深。故他在《抱朴子•用刑》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莫不贵仁，而不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不能废刑以整民也。”在葛洪看来，虽然人们尊崇仁爱，但仅凭仁爱是不能达到国家的治理的。虽然人们都鄙视刑法，但废除了刑法是不可能使百姓得到整治的。葛洪接着说，德教好此绘有黑白花纹的礼服，而刑罚则好比武士手持的刀剑。“若德教治狡暴”，则犹如以礼服抵御刀剑的锋芒。而“以刑法施平世”，则犹如把刀剑挂在议政的朝堂之上。故“刑为仁佐，于是可知也”。葛洪认为纯仁或纯刑都不足以为治，仁与刑各有所长，应当相辅而行。作为神仙道教学者，葛洪善于从他熟悉的事物来表达他的思想。他在《用刑》中继续说：“若废和鹊之方，而慕松乔之道，则死者众矣。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百姓）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这里所说的“和鹊”，指的是古代神医医和与扁鹊；“松乔”则是指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葛洪认为，欲求长生成仙，则须清修炼丹，这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如果病笃痛甚而欲暂时保命，就必须服药施针。“和鹊之方”与“松乔之道”作为刑法与仁爱的精妙喻体，代表仁爱的“松乔之道”固然为人人之神往，而实际的情况却是“黎庶巧伪，趋利忘义”，则代表着刑法的“和鹊之方”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葛洪在《用刑》中进一步地反对儒家对“周以仁兴，秦以严亡”的历史评判。他说：“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后至者斩。”葛洪指出，周朝在立国之前，其刑法是很残忍的。砍脚之罪五百种，割鼻之罪五百条。武王起兵伐纣，会盟八百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军师姜太公约令克期必达，“后至者斩”，极尽赏罚。（事另见《史记•周本纪》）故葛洪认为，周之所以兴，“考其所为，未尽仁也”；而周之所以亡，则是“号令不出于宇宙（朝廷），礼乐征伐，不复由已。权臣竞夺，王权荡然，失柄之败，由于不严也”。葛洪认定，周朝的衰亡，恰恰是因为国君刑法不严而失去了权柄。同样，葛洪的评论秦政得失时亦云：“秦之初兴，官人得才：卫鞅、由余之徒式法于内，白起、王翦之伦攻取于外……实赖明赏必罚，以基帝业。”而秦皇帝业已成，则“骄于得意，穷奢极泰”，以致“天下有生离之哀，家户怀怨旷之叹”。葛洪认为：“其所以亡，岂由严刑？”葛洪的评论未必切中肯綮，但确实是独出心裁而别具一说。
我们知道，葛洪的法家思想既源于他兼学百家，也源于他治军的实践所得。而葛洪在著述阐释其法治思想的时候，其出发点则是针对魏晋以来广泛存在的并伴随着清谈之风而产生的严重腐败的社会风气。此风自魏正始年间（240～249）何晏、王弼之徒，再至“竹林七贤”等人，皆祖述《老》、《庄》以为玄学。流风所至而最终沦为士族不拘礼法、不务世事的清谈。正如葛洪好友干宝在其《晋纪总论》中所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俗。”葛洪在其《抱朴子•疾谬》中，也严厉地指出了此种情况，他说：“敢为此者，非必笃顽也，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门，素颇力行善事，以窃虚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权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遂成鹰头之蝇，庙垣之鼠。”这些都是概括性的论述，如果我们在此举出一个具体的实例，人们对此的认识可能会更深刻一些。
据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每邀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校（即侍从）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拜访）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坚持）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责备）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他家）人，何预卿（指王丞相）事？’”据《晋书•石苞传》记载，石崇为西晋开国元勋石苞之子，因任荆州（今湖北荆州）刺史而劫往来商贾以致富，他于洛阳置“金谷别业”以作天下文士清谈之所。这里所说的王丞相和大将军，则是以东晋之职称西晋之人。他们分别是王导和他的堂兄王敦。《晋书•王敦传》说他秉承魏晋士人风气，“尤好清谈”，晋武帝司马炎竟然因此而将其襄城公主许配于他，而石崇、王敦之徒都是以清谈博取浮名，但生活豪侈糜烂，而且极端残暴，嗜杀成性。葛洪认为，正是这些“妙善玄言”、“华竞谋私”之人乃是魏晋动乱的元凶罪魁，因而，应对这些清淡误国者必须施以严法重典。故葛洪在《抱朴子•疾谬》中接着说：“夫灾虫害谷，至降霜则殄矣。佞雄乱群，值严时则败矣”。“多仁则法不立，威寡则下侵上。当怒不怒，奸臣为虎；当杀不杀，大贼乃发。”这些都反映了葛洪乱世宜用重典的思想，因为只尚仁义，便是不识时务的迂阔之谈，必定造成天下大乱。
总之，青年葛洪亲自参与了镇压石冰流民起义，自是为了维护其士族名门的利益，但是他把刑惩的对象同时指向了朝廷权臣显贵，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使葛洪的思想与传统的儒教有了偏差，也与持老庄为窟薮的道教有所不同。而葛洪的法治思想，在镇压石冰流民起义之后，又很快地得到了体现。
三、功成不居停留南土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葛洪率领其招募的部队与石冰作战，他以法治军，号令严明，在一次略具规模的战役中“救诸军之大崩”，再立首功，此后他便“奉命别战”，这意味着他要独自指挥他所率领的部队独立作战。他在“别战”中获得了胜利，“斩贼小帅，多获甲首，而献捷幕府”（《自叙》）。他获得了与他的战功可能不太相称的奖赏，即“大都督加洪伏波将军，例布百匹”。葛洪由“募合数百人”时的将兵都尉而提升为伏波将军。不过，这个“伏波将军”并不是西晋王朝封赏的，而只是大都督顾秘个人封赏的，其封号能否在全国公认通行，我们不得而知。但葛洪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而且日后再也没有提及过此事。不过他对那奖赏的百匹布的处理却作了具体的交待，确实耐人寻味。（图3：《宁西葛氏家乘》世系表）
葛洪在《自叙》中说：“例给布百匹，诸将多封闭之，或送还家。而洪分赐将士，及施知故之贫者，余之十匹，又径以市肉酤酒，以飨将吏。于时窃擅一日之美谈焉。”葛洪很得意自己的做法，即“窃擅一日之美谈”，而笔者以为，这或许只是一种轻描淡写的托辞，其真实目的却在于他要践行其以法治军的思想，这就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此前“士有摭得众者，洪即斩之以徇”，似乎近于残酷。而今奖赏有功，他也是竭力而为。因此，他将其受奖所得“分赐将士”，又割肉换酒，“以飨将吏”，而自己则一无所留。这自然受到了其所率部下的欢迎，但其他与葛洪同时受赏的将领可能就会感到十分的尴尬。年轻气盛的葛洪这一类的事做多了，就会使得他与别的将领，也就是别的士族地主有了隔阂，后来甚至发展到格格不入的地步。
石冰流民之乱是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被彻底平定的。这样，葛洪短暂的两年军旅生涯便告终结。葛洪在《自叙》中说：“事平，洪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晋书•葛洪传》亦云：“冰平，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求异书，以广其学。”这里可以肯定，葛洪在平定了石冰之乱之后就卸去了战了袍，而去了洛阳，并没有得到西晋王朝的封赏，也就是没有被朝廷录用而步入仕途。其个中缘由，我们恐怕也难以说得清楚。今人罗宗强在评论葛洪时说：“他也是那一时代与时俗异趣的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葛洪之所以不被朝廷录用，或与江东“士族四姓”顾、周、贺、甘等人不积极举荐有关，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想而无法作出指证的事。不过，葛洪对自己“了不论战功”却作出了解释。他在《自叙》中说：“窃慕鲁连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纳存楚之赏，成功不处之义焉。”战国时齐人鲁仲连帮助田单攻下了聊城，田单要给他以爵位，他却逃隐于海上。春秋时，吴王灭楚，楚人申包胥哭秦廷七日，秦国终于出兵救楚，使楚王得以复国。楚王要封赏申包胥，却被申包胥拒绝了。鲁、申二人都是有功而不居之人，很符合道家鼻祖李耳《道德经》所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思想，葛洪认为这是“成功不处之义”。这或许是葛洪第一次用道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或者说是第一次用道家的言论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葛洪的深层意识中，他原本的想法自然是读书求学以博取功名，但伴随着他进入青年时代的两件事，使葛洪放弃了这条他的家庭一直视为必然的道路。第一件事就是他师从郑隐学习丹经，即所谓金丹大法。葛洪由此接受了道教思想的熏陶，使得他在思想领域接触到了新的内容，对他的人生道路起了根本性的影响。尽管此时的葛洪可能并没有很认真很专心地学习道教功课，而只是当作从祖父葛玄祖传的必修家学来应付。可是他的老师郑隐却是一位真正的大名士，他自身也是一位思想独特的高人。因而，葛洪虽为应付然亦多得启发。尤其是郑隐或许看出葛洪学道不笃，便谆谆告诫说：“君（指葛洪）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虽多未精，又在于外学，不能专一。”（《自叙》）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对葛洪的触动当很深刻，它终于使葛洪对于道教修炼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金丹大法付出了其终身的努力。
影响葛洪人生选择的第二件事，就是他直接参加了镇压石冰的流民起义。在这一事件中，他是江东世家大族的一员，也是地方地主武装的一名首领，他直接参与了战斗，而且累建奇功，在本质上是为了捍卫了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在这一件事的过程中，他对世家大族的内情有了深刻的了解，因而对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东吴士族阶层感到十分失望。石冰之乱虽已平息，但葛洪却不会停止对引发石冰之乱原因的思考，这就是“惠帝失柄，权臣竞夺，蛮夷并怨”，他似乎也预感到西晋王朝行将寿终正寝，他又何必把振兴家庭的希望寄托于奸佞当道而朝不保夕的西晋王朝呢？葛洪仕途的断绝，这就意味着他与江南士族地主在思想意识上的永远分道扬镳。
葛洪功成不居，“径诣洛阳”。然而事有不巧，“正遇上国大乱，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途隔塞”（《自叙》）。这里所说的“上国大乱”，指的是因惠帝皇后贾南风专擅朝政所引发的朝廷内部诸王之间的“八王之乱”，前后历时数十年，直至西晋灭亡。“陈敏反于江东”，指的是惠帝时广陵相、右将军陈敏利用江南士族不满于西晋政权的歧视政策，笼络顾荣，甘卓等人，以图割据江南。因此，葛洪自惠帝永安元年（304）至怀帝永嘉元年（307）的三年中，都辗转在赴洛阳与返回家乡的道路上。他“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预、荆、襄、江、广数州之间（《抱朴子•金丹》）。
葛洪在这次广泛的游历期间，除了“广寻异书”之外，他还做了特别是关于道教生存状况的调查，而调查的结果是令他失望的。他“阅见流移俗道士数百人矣”，“其所知见，深浅有无，不足以相倾也”（《金丹》）。葛洪认为这些俗道士孤陋寡闻，不值倾服。当然，葛洪也遇到过或打听到了他认为是真正的得道之士，例如董威辇。他在《抱朴子•杂应》中写道：“洛阳有道士董威辇，常止白社（乞丐聚居处），了不食。陈子叙共守事之，从学道，积久，乃得其方。”葛洪是从陈子叙那里间接了解了董威辇辟谷、炼饵等方术的。（所谓辟谷术，就是道家以不食五谷杂粮而能生存的方术。）关于“了不食”的董威辇，《晋书•董京传》说：“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孙楚时为著作郎，数就社与语，遂载与俱归，京不肯坐。……后数年遁去，莫知所之。”在这些调查中，葛洪深刻地感觉到社会上流落的俗道士群体对道门既不了解而又复混乱，甚至还有道士专事画符驱鬼以骗取钱财。而真正的得道之士，又大多行为怪诞（如董威辇），或孤僻于世而隐于丘壑（如其师郑隐）。葛洪对这种道教团体中的两极对立现象，以及当时人们的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层的思考，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抱朴子内外篇》的写作，即他自己所说的“草创子书”，以成一家之言。
大约在晋惠帝永兴二年（305），葛洪羁旅荆州（今属湖北南部），正好遇上了他的好友嵇含。葛洪在《自叙》中说：“会有故人谯国嵇君道（嵇含字），见用为广州刺史，乃表请洪为参军（刺史府幕僚）。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嵇含的祖父嵇喜是一位好道之士，《抱朴子•祛惑》载有“扬州嵇喜迎道士古强于宜都”一事，古强则应当是当时有名的道士。嵇含的从祖父嵇康，是三国时著名的儒家学者，但他又好老庄之业，常修“养性服食”之事，认为“导养治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其所著《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等著作，奠定了道教养生学的基础。嵇含本人也是一位道教徒。《晋书•嵇含传》说他“好学能属文……自号亳丘子，门曰归厚之门，室曰慎终之室”。其所著《南方草木状》，内容多涉道家医药、服饵之说。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对日后葛洪的著述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朝廷任命嵇含为广州刺史，而此时嵇含尚在荆州。于是嵇含委派葛洪先行催兵直趋广州。而葛洪至广州后，嵇含却在荆州被他的仇人给暗杀了。留在广州等待嵇含的葛洪在其《自叙》中回忆说：“见遣先行催兵，而君道于后遇害，遂停广州。频为节将邀用，皆不就。”《晋书•葛洪传》也说：“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据此可知，对于嵇含“表请洪为参军”的这个“参军”一职，葛洪是无法去上任了。但基于葛洪的名望与才干，朝廷或地方官吏虽另有委任，而葛洪“一无所就”，都婉言谢绝了。于是此次葛洪停留南土十年，除隐于罗浮山（位于广东东江之滨）炼丹著述之外，可记的事当然很多，这里只能择其一二，略加叙说。
一是葛洪的扶南之行。据道教典籍《道藏•太清金液神丹经》（以下简称《神丹经》记葛洪语云：“余少欲学道，志游遐外。昔以少暇，因南行，初谓交岭而已，有缘之便，遂到扶南。”扶南国是曾经存在于古代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王国，其辖境大致相当于现今柬埔寨全境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古代史籍《神丹经》上的东南亚国家。《神丹经》分上中下三卷，分别题为张道陵、阴长生、抱朴子撰述。其下卷详细记载了东南亚当时二十余国的方位、特产及风土人情，是一部我国较早出现的记载外国地理的书籍，比唐代高僧唐玄奘《大唐西域记》早出三百多年。但此事《抱朴子》、《晋书》皆无记载。故上世纪法国学者马国乐在其《选堂集林》中曾怀疑《神丹论》下卷可能是“后世伪托之作”。为此，现代葛洪研究专家丁宏武在其《葛洪论稿》一著中列专节作《扶南之行补证》一文，他经过多方考证并得出最终结论：“总之，《神丹经》下卷关于葛洪扶南之行的记载是绝对可信的，其具体时间应在晋光熙元年（306）至晋永嘉四年（310）之间。”由此我们把葛洪列入中国古代旅行家、地理学家，也不算是过份的。
二是关于葛洪的人际交往。上文已经提及，葛洪于罗浮山修炼多年，“征镇檄命，一无所就”，他对各地官府邀请入幕的召书一概不应。但葛洪与同在广东的佛教僧人或许有亲密的往来。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史上数有争议，但一般可以确认的是在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八年（公元64年）。据《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记载：永平八年，“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迫使之天竺（今印度）求其道，图其形像。”但当时中国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并不通畅，天竺佛教东传及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则主要是取海路而行。这样，广东便成了中国较早的佛教弘化之地，广州最早的三归寺、王仁二寺便是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由西来的天竺僧人迦摩罗创建的。因此，罗浮山不仅成了道教圣地，同时也成了佛教圣地。葛洪与南来北往的佛教僧人的交往及广泛地研读佛教典籍，对葛洪的思想亦产生了重大影响。葛洪曾回忆自己“少尝学射”，一是为了“御寇劫”，二是为了“取鸟兽”，但葛洪后来在《抱朴子•微旨》中则将“憎善好杀”、“弹射飞鸟”、“春夏燎猎”等列为七十重罪之中，必须予以严惩。而对于“乐于之吉，愍人之苦，周人之急，救人之穷”等处世为善之事，则给予高度的赞赏。而《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葛洪《要用字苑》一卷，该书又称《字苑》，为晋唐小学（文字学）之名篇，尤其为汉译佛经的字义考辨多所征引。如唐惠苑《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音义》卷下释“梵行之道”曰：“梵为梵摩具，云跋滥摩，此云清净也。又葛洪《字苑》曰：梵，净也。”宋志盘《佛祖统记》卷三释“影”曰：“影古作景。晋葛洪《字苑》始改作影。”宋道成《释氏要览》卷上释“袈裟”说：“本作迦沙，至晋葛洪撰《字苑》，下方添衣。言道服也。”葛洪与佛教僧人（甚至是天竺僧人）的交往，和他对佛教典籍的深入研究，并不见载于《自叙》和《晋书•葛洪传》，以上都是笔者的推测，因为如果葛洪没有如此经历，那他如何能写出如此重要的工具书《要用字苑》呢？
葛洪由儒入道，后世多有评论。如明人宋濂在《文宪集•诸子辨》中说：“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为文辞虽不近古，纡徐蔚茂，旁引而曲证，必达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学六艺，夫孰能御之哉！惜也。”宋濂认为，如果葛洪专心于儒学研究，天下是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成就的。在儒教占正统地位的封建时代，宋濂表达了对葛洪弃儒学道的惋惜，这在儒家人士中颇具代表性。青莲居士李白既信道又信佛。杜甫《赠李白》诗云：“为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便指出了葛洪对李白狂放性格的影响。而在唐宋以来佛教人士的心目中，道教徒葛洪都被视为学识渊博之士。如唐释道宣《广弘明集•辨或》说：“故《神仙传》（葛洪著）云：无识道士妄传老子代代为国师者，滥也。葛洪可谓生知之士，千载之一遇也。”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则称葛洪“可为善世之高流，亦作出尘之圣者”。《佛祖统记》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上的大事纪要，该书却对葛洪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的介绍，并盛赞葛洪“博究典籍，贫而乐道”。宋代高僧释清外写了大量吟诵葛洪的诗篇，这里选录一首《葛洪丹灶》，诗云：“羽容昔眷此，炼液夺化功。至今寒云色，挂树复凝空。”客观地来说，葛洪是对儒释道三教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重要人物。
三是关于葛洪个人的婚姻。葛洪在广州停留多年，除跨海访扶南之外，他绝意于仕途，锐意松乔，服食养性，修习玄静，生活在浓郁的道教氛围之中。这自然使他与另一位道教徒鲍靓结下了关系。据《晋书•葛洪传》记载：葛洪“后师事南海（郡治在今广东番禺）太守鲍玄（鲍靓字太玄）。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并综练医术。”另据《晋书•鲍靓传》记载：“鲍靓，字太玄，东海人也。年五岁语父云：‘本是曲阳李家儿，九岁坠井死。’其父母寻得李氏，推问皆符验。靓兼学内外，明天文河洛书，稍迁南阳中部都尉，为南海太守。”这里我们不必去考究鲍靓转世托胎之说，只是这时身在广州满怀道教情绪的葛洪与这位同在广州的道教真人、南海太守鲍靓很自然地相熟起来。据道教典籍《云笈七鉴》卷六记载：“鲍靓于晋惠帝永康年（300），于嵩山（今属河南登封，亦为道教全真派圣地）刘君石室清斋思道，忽有刻石《三皇天文》出于石壁，靓以绢四百尺告玄而受，后授葛洪。”这就是说，鲍靓既是葛洪的老师，也是他的岳父。鲍靓自然会将自己所得《三皇天文》及其道学、医学悉传葛洪。鲍靓的女儿名叫鲍潜光，时称鲍姑，后世又称鲍仙姑，《云笈七签》卷一一五有《鲍姑传》，说她与葛洪一起得道升天，我们不必去考究，我们只想说的是她不但精通炼丹之术，而且精通针灸，她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针灸学家。至于她与葛洪结婚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一般认为是在葛洪三十岁前后，今人卢央所著《青年葛洪》推测在葛洪二十五至三十六岁之间，并且说“对于古人而言，这是很迟的完婚了”。我们可以肯定，包括卢央在内的众多葛洪研究学者并没有见过《宁西葛氏家乘》，因为据此谱记载，葛洪以前便娶了一位邵氏为夫人，并肓七子，皆为邵氏所出，而鲍姑只是葛洪的第二位妻子。葛洪神仙道教是讲究房中术的，他早就懂得“人不可以阴阳不交，坐致疾患”（《抱朴子•微旨》）的道理。况且作为江南士族地主的葛洪，是绝不至于到三十岁乃至三十六岁才第一次完婚的。宁国万福村柳山葛洪夫妇合葬墓原有墓碑，亦将邵氏与鲍姑并题，只可惜此碑毁于文革。因此，《宁西葛氏家乘》应是研究葛洪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历史史料，而且它进一步佐证了葛洪晚年隐居地应该就在宁国罗湾。
再说葛洪与鲍姑的婚姻，真可谓天作之合。他们都出生于具有浓郁道教氛围的士族名门，他们都知道，“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抱朴子•杂应》），懂得即使是修道之人，只要生活于自然状态，便“皆不得不有疹疾”，都难免生病，而近病不治，又如何去远求长生成仙的金丹大药呢？葛洪还特别强调：“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为上功也。”（《抱朴子•对俗》）因此，葛洪夫妇在研究炼丹术的同时，对医学也作了精深的研究。二人切磋砥砺，共求精进，在博采前人医方和收集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撰成《玉函方》百卷（今佚），又复精选其中简便易行的医技和验方，成《肘后备急方》三卷。此书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虽然葛洪夫妇当时习医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修炼金丹以求成仙作准备，或者出于以医术作为道教在民间传播的主要手段的考虑，但他们的医学思想却是面向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正如葛洪在《肘后方•自叙》中所说：“（其方）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而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兼之以灸，灸只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此书之所以有“肘后”二字，意思是说可以把它藏于“肘后”衣袖之内而随身携带，以备医家救急检索之用，故近世医界称之为中国最早的“临床救急手册”。
《肘后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多科，据现代研究，书中部分疾病、医方、医技的记载，都是我国乃至世界医学最早的。如《肘后方》记载有名为“虏疮”之病：“此岁病时流行，仍发疮，头面及身，状如火疮，皆带白浆。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后，疮斑紫暗。……以建武中南阳击虏所得，乃呼‘虏疮’。”因为此病是在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5）在南阳的战争中从俘虏身上传染而来的，葛洪将其名为“虏疮”，也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天花，葛洪对此病的记载，此阿拉伯医生雷撒斯要早五百多年。再如“治小腹满，不得小便方”记载：“细末雌黄，蜜和丸，取如枣核大，内溺孔中，令入半寸。亦以竹管注阴，令痛朔之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导尿术记载，比唐代药王孙思邈《千金方》中的葱管导尿术早两百五十多年。再如“救卒中恶死方”记载，如遇昏迷者，“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这就是如今所说的“掐人中”，即现代医学所谓的以指代针以掐穴位的一种推拿疗法。如此等等，无需赘引。我们毫不夸张地说，《肘后方》被称为一部古代医书宝典，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作为道教徒的葛洪，其医学往往是与道教养生学相关联的，也就是为服用金丹大药以成仙打基础，它讲究循渐进的修炼原则，即通过行气、导引、宝精、服食小药直到金丹大药。这一部分的内容都记录在《抱朴子•内篇》之中，但“率多隐语，难可卒解”。正如葛洪在《自叙》中所说：“今为此书（指《抱朴子》），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比喻行气和导引，大致与练武有关。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曾做过几年的句容县令，金庸的少年便是在句容县度过。他或许曾拜谒过葛洪祠，也或许对《抱朴子》产生过兴趣。后来金庸创作武侠小说《鹿鼎记》，其主人公张勇（历史上实有其人）的武功心法，金庸只能多化用而无法直接引用《抱朴子》关于行气和导引之语言。但它的实际功用可能是有限的。而清人周春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著《阅〈红楼梦〉随笔》一书，则认为贾宝玉的生活原型就是张勇次子、宁国府知府张云翰，这难免牵扯强附会。但因事涉宁国，故于此顺带一笔。再如宝精，就是所谓房中术，即借男女阴阳交合而返精补脑，以延年益寿。关此内容，《抱朴子》中的《至理》、《微旨》等篇都有记叙。但率多隐语，其至妙者并不书于文中，只是以口诀的形式在师徒之间口口相传。既然葛洪对此加上了极其复杂的保密程序，笔者亦无兴趣去解码窥探其中的秘密。至于小药，无非是一些珍贵难得的中医材，如丹砂、灵芝、千岁燕、万年龟之类。凡此种种，对今人养生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过，这并不影响葛洪在医学界的历史地位，现代中医界便将葛洪名入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列，而鲍姑则与西汉义妁、北宋张小娘和明代谈允贤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女医学家。我们暂且不论葛洪在中国古代思想史、道教史上的地位，单凭葛洪夫妇在中国医学上的贡献，笔者以为宁国市政府就应该聘请专业设计师对万福柳山葛洪夫妇合葬墓加以修缮立碑，以志纪念。（图4：嘉靖丙寅年《宁西葛氏家乘》谱序）
葛洪在广东罗浮山潜心修道十余年，而西晋朝廷及北方时局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刚刚建都于建邺（今江苏南京）的东晋朝堂正虚位以待，葛洪会不会告别罗浮山而返回故乡江东呢？这是下一节将要介绍的事情。
四、出仕访隐修道终年
葛洪滞留广东罗浮山潜心净修、悬壶济世十余载，但他依然是别无选择地或者说理所当然地返回了生于斯而长于斯的故土江东。这是由于葛洪世代以儒学传家的残留基因所决定的。佛去岁月的尘封，穿越时代的阻隔，笔者所看到的依然是葛洪的一种坚守与传承，这就是葛洪不论是归隐还是出仕，他都要坚守和传承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念，此次葛洪回归江东而出仕东晋，实际是出于正直文人其应有的节操不坠落于地之考虑。
据《晋书•葛洪传》记载：“元帝为丞相，辟为掾（授以相府佐官），以平贼功赐关内侯。”又据葛洪《自叙》记载：“荐名琅琊王丞相府。……诏书赐爵关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户。”这里所说的琅琊王就是东晋开国之君晋元帝司马睿，他是西晋亡国之君愍帝司马邺的堂兄。早在晋怀帝永嘉初年（307），司马睿“用王导计，始镇建邺。……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晋书•元帝纪》）。司马睿为了在江南建立自己的基业以作建国之策，他在琅琊（今山东临沂）儒学名士王导的建议之下，移兵建邺，并极力笼络江东名门士族如顾荣、贺循、纪瞻、周玘等人进入其政治集团。西晋愍帝四年（316），司马睿拜官为左丞相，对于葛洪的封爵与任命，也就是司马睿在这一年作出的。次年，做了四年小皇帝的十八岁的晋愍帝为部下所弑，司马睿于建邺承制称帝，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又称晋室中兴。而此时的北方，西晋王朝已土崩瓦解，大部分地区为少数民族贵族分割而先后建立起了十六个小国，连年征伐不息，史称“五胡乱华”。
葛洪在平定石冰之乱以后，他本来是绝意于仕途的，也不愿意与江南望族混在一起，但他毕竟出生于儒学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其祖父葛奚犯颜直谏，饮鸩而亡；其父葛悌积劳成疾，病死任内；义烈周处为国捐躯，血染疆场。如此等等，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葛洪认为这都是作为人臣所应该做的事情。因而，在葛洪的儒学思想体系里有着强烈的尊君意识。他在《抱朴子•君道》中说：“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沉，往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在《抱朴子•良规》中又说：“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葛洪引用《易经》太极生两仪之说来阐发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天地和父子，是不可以颠倒逆转的。因此，他在《抱朴子•诘鲍》中便直接批驳时人鲍敬言的“无君论”之说。他说：“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贵浅有章，则慕赏畏罚；势齐力均，则争夺靡惮。是以有圣人作，受命于天。”葛洪生活于魏晋之乱世，他目睹了王权的衰落，纲纪的崩溃，以致士人逃避，百姓流离。现如今“晋王（元帝）应天顺人，拨乱反正。结皇纲于垂绝，修宗庙之废祀。念先朝之滞赏，并无报以劝来，洪随例就彼”（《自叙》）。葛洪认为司马睿承制称帝是明君莅位，既给了他先朝迟来的封赏，又在他未上书求职之时却主动虚位以待，他觉得此时他应该走出罗浮山，做些经世济国的事情。于是，三十余岁的葛洪的身影出现在刚刚建立的东晋朝堂之上。
当然，从《晋书•葛洪传》及《自叙》来看，葛洪虽出仕于东晋王朝，但他似乎并没有参与司马氏集团的多少政治活动，他除了继续著书并于三十五岁完成《抱朴子》七十篇的写作之外，他的工作似乎就是帮助朝廷与当时的隐逸之士取得联系，也就是配合官方劝导隐逸之士离开山林荒野，回归村落城镇，过上一种安稳的清修日子。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或可劝导其中具有一定才干者出仕任职，为朝廷服务。葛洪对这一工作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常年累月地奔走于穷山僻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据程尊平《葛洪的修炼行踪》考索，葛洪东至江浙，西至川陕，北上鲁翼，南下两广，凡十二省一百多个郡县。（见《葛洪研究二集》）。他将自己寻隐访逸的材料整理成册，撰成《隐逸传》十卷，以上报朝廷和地方官府，只可惜此书今已佚失，不过其所探访者，大多收入到《晋书•隐逸传》中。
葛洪在多年的寻访中，对他触动最深的恐怕还是因为战乱而使各地十室九空的惨状。东晋权臣大司马桓温在其给皇帝《上疏陈便宜七事》的第二件事就说：“其二，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葛洪目睹了人民的大量死亡，切身地感受到了人口的凋零，使得具有悲天悯人心肠的葛洪格外意识到生命的宝贵，他痛切地理解了《易经•系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和“生生之为易”的深刻含义。因而，葛洪认为：“普天率土，莫非臣民。亦何必垂缨执笏（朝廷为官）者为是，而乐饥衡门（隐者的居处）者可非乎？”（《抱朴子•嘉遁》）葛洪又说：“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抱朴子•逸民》）葛洪强调，无论是官员还是隐者，都应以儒学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唯其如此，无论官员，隐者以及百姓，只有在一个政权隐固的朝廷统治之下才能过上太平的日子，这也是葛洪尊君思想的出发点。因而，葛洪进一步地认为，只有当群体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有了保障，个体的修炼得道才有可能，如果个体生命的延存尚且不保，又何谈修炼得道呢？我们据此认为，从政策上来说葛洪之言似乎是一种调和之计，即调和宗教与政治、信仰与尽忠朝廷两方面的关系。即从今天的中国宗教政策来看，葛洪在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宗教观念亦是相当正确的。
在葛洪寻访的隐逸之士当中，当以佛教大师何准和道教大师郭文最为有名。据《晋书•何准传》记载：“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兄（何）充为骠骑将军，劝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准兄弟中（排行）第五，故有此言。……准散带衡门，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征拜散骑郎，不就，年四十七卒。”《晋书•郭文传》记载：“郭文，字文举。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涤山中穷谷无人之地而居焉。著鹿裘葛巾，不饮酒，自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自供。”《晋书•葛洪传》在记叙这些事时，只是以“于余杭山见何幼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一笔带过。相遇目击，该是葛洪与何、郭二人相熟于前，邂逅无语，故目击而已。不过，葛洪寻隐访逸的工作似乎并未取得多大的成绩。何准“散带衡门”，敞胸露怀地往来于隐居之所，与“被发而行，逍遥吟咏”的董威辇差不多，他一生来踏入仕途。郭文的情况亦相去无几。当时的宰相王导派人把他迎回京城，他在京城住了七年，最后仍“逃归临安（今属浙江临安市），结庐舍于山中”。
走笔至此，笔者忽然想起了一位同时见载于《晋书》和《宁国县志》的人物瞿硎先生。《晋书•隐逸传》对瞿硎先生是这样记载的：“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为名焉。大司马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于山中。”这里的记载与嘉靖《宁国县志》“隐逸”卷所记瞿硎先生几无二致。我们知道，文脊山位于宁国山门村，其山有石室名瞿硎，瞿硎先生既隐居于此。唐代房玄龄编纂《晋书•隐逸传》，本于葛洪所撰《隐逸传》十卷，这是后世经过考证而得出的结论。现在的问题是，东晋权臣大司马桓温是如何知道有位高人瞿硎先生隐居在宁国呢？他是否是从葛洪所呈报的《隐逸传》中了解到瞿硎先生的情况而“往造之”的呢？假设桓温确实是从葛洪上报的《隐逸传》中得知瞿硎先生其人，则证明葛洪晚年隐居宁国罗湾之前便已到访过宁国。不过，这又是一件难以查证的事情。笔者无抛砖之力，故无求引玉之果。姑且记之，以佐笑谈。另外，笔者为文，常有信马由缰、东扯西拉之病。此时笔者又想到了葛洪的得意门徒，也就是被苏轼称为葛洪奴仆的黄野人，后世又称黄大仙。黄野人性格忠厚而豪爽，他与葛洪常常痛饮达旦，其名便是鲍姑为其所赐昵称。黄野人一生追随葛洪直到葛洪仙逝。换句话说，只要有黄野人出现的地方，葛洪至少离此不远。据清《罗浮山志》记载：“（冲虚观）其右曰葛洪祠。祠正座塑葛洪，旁有黄野人侍立。”可见黄野人在葛洪众多门徒中是出类拔萃的。但他的籍贯与真实姓名却众说纷纭。一般以为是浙江兰溪县人。查《金华府志》“仙释”卷：“晋皇初平，兰溪人也，牧羊遇道士，将至金华山石室中。”据此记载，皇初平姓“皇”而非姓“黄”，且魏晋时期人们取名有一个惯例，这就是单字为名，双字为字，如左慈字元放，葛洪字稚川。因此，广州《芳村文史》第六辑载和洲《黄大仙与黄野人考》认为：“皇初平衍化为黄野人，是对于名人葛洪的攀附。”那么，黄野人的真实姓名又叫什么呢？笔者不得不借助百度搜索以查找晋代姓皇或姓黄之人，结果一无所获。还是在家藏的佛教典籍《佛祖统记》中查到了一个东晋叫黄颜的人，但他只是一个背经叛教而被开除僧籍的和尚。查民国《宁国县志》“山脉”卷：“黄颜山（今宁国南极乡龙川村黄家坪山），县南八十里，高二百余丈，上有石屋，容数百人。壁径陡峭，缘虚以登。相传为晋永嘉中仙人黄颜修炼处。”黄颜石室与相传葛洪于宁国炼丹的黄尖山仅隔十余里。但笔者不敢推断此黄颜就是追随葛洪左右四十余年的仆人黄野人。笔者之所以仍然将此书之于文，实在是想到了一个与葛洪有关的成语叫作“豕亥鱼鲁”。《吕氏春秋•察传》载有“己亥”误作“三豕（猪）”的故事。而葛洪在《抱朴子•遐览》中说：“书字人知之，犹尚写之多误。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此之谓也。”因此，中国古籍记载人物，亦常出现张冠李戴的谬误。笔者写此文的目的，只是想为家乡的读者提供关于葛洪可靠的信史，至于有人欲将黄颜与黄野人联系起来而“制造”传说，尽管这种“制造”有时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它毕竟是以讹传讹，笔者对此概不负责。只是葛洪告诫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对文字的书写（即使是现代的电脑打印）应倍加仔细，这总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葛洪自南土返回江东十余年，始终做着他寻隐访逸的工作，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他可能还是乐于此道的。因为这一方面可以远离纷争不断朝廷，一方面方又可以“欲求异书，以广其学”。这对于他的著述是极为有利的。葛洪一生著述甚丰。《晋书•葛洪传》说：“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晋书》将葛洪与班固、司马迁并题，这是很不容易的，据今人丁宏武《葛洪论稿》考稽甄别，认定葛洪著述六十四部计一千二百二十六卷。晋成帝咸和元年（326），葛洪已四十三岁了，具有“江左管仲”之誉的司徒王导“召补洪为州主薄，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时任著作郎、散骑常侍的干宝，对葛洪《隐逸传》十卷推崇备至，“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晋书•葛洪传》）。据《晋书•干宝传》记载：“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这里还得插说一位任职于王敦将军府的记室参军郭璞。据《晋书•郭璞传》记载：“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纳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历算。”虽然《晋书》将郭璞和葛洪分别立传，但在《葛洪传》后“史臣曰”和“赞曰”中，却将二人一并加以评赞，可见二人的交情也是很深的。郭璞、干宝与葛洪三人经历相似，才学相当。郭璞深信“神人实有”，故注《山海经》以详之；干宝深信“神道不诬”，故著《搜神记》以证之；葛洪深信“神仙可得”，故撰《神仙传》以验之。（图5：宁西葛氏祖传始祖葛洪彩色画像）
晋成帝咸和七年（332），葛洪已进入五十岁知天命之年。这个年龄在那个时代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晚年。虽然葛洪师从郑隐、鲍靓学习过长生成仙的相关知识，但恐怕还是主要停留在书本上，对于独立主持炼丹的实际操作或许不多。此时的葛洪肯定有一种逝者如斯而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因此，葛洪“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闻交阯（今属越南北部）出丹，求为勾漏（今属广西北流）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使去，洪乃止于罗浮山炼丹”（《晋书•葛洪传》）。然而，笔者对葛洪“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而“求为勾漏令”，始终觉得这既是实情也另有隐情。司徒王导及其堂兄大将军王敦辅佐司马睿南渡建邺（后改称建康，即今南京）建立东晋，则是仰仗顾、周、贺、甘江东“士族四姓”为代表的士族名门的支持。但东晋王朝一旦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司马睿集团便又对江南士族进行了残酷的排挤甚至是镇压。周处的儿子周玘，为东晋的建立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帝疑惮之”，周玘临终对其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伦子（吴人称北方之人为伦子），能复之（能恢复家业），乃吾子也。”然而，王敦率兵借故夷灭周玘三族。可怜我首任宁国长周鲂子孙至此绝焉。呜呼衰哉！（事见《晋书•周处传》）不仅如此，至东晋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还是起兵叛乱，事前他命郭璞占卜，“璞言必败”，被杀，时年四十九岁。（事见《晋书•郭璞传》）就在这一年，甘卓和葛洪的姐夫许朝奉命平定王敦之乱。据南朝陶弘景《真诰》卷二十引《真胄世谱》记载：“许朝，字杨先，勇猛以气侠闻。历为襄阳、新野、南阳、浔阳太守。后与甘卓谋讨王敦。卓死，朝自裁，年五十三。”许朝是战败而自杀的。（日本）吉川忠夫注云：“（许朝）还葬县（指句容县）北大墓，妻葛悌女，抱朴子姊也。”这对葛洪内心的刺痛一定是很深的。葛洪正如他的老师郑隐一样，“知季世之乱”，江南又“将鼎沸”，故有勾漏令之求，实际上仍然是想避难于南土，去完成他上穷碧落下黄泉，随意遨游于太清的神仙道学。
至此，人们不免产生一种疑惑，这就是葛洪为何如此地痴迷于那虚无飘缈的金丹大药呢？这恐怕要从历史、社会及其家庭诸多方面说起。我们知道，神仙观念当产生于原始初民对于自然神灵的崇拜。《山海经》便有“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相皆操不死之药”的记载。而第一个服“不死之药”而“成功”升仙的例子便是嫦娥奔月。其事最早见载于《淮南子•贤冥训》：“后羿（嫦娥之夫）请不死药于西王母，姮（嫦）娥窃以奔月，托身于月，而为月精。”秦始皇也是深信此道的，他听说东海有蓬莱、方丈、瀛州三仙山，便派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以入海求仙人”（《史记•始皇本纪》）。汉武帝刘彻也同样做过类似的蠢事。不过，那时的人们还是把成仙的希望寄托于寻仙人、求仙药的阶段。实际上，据现代考古证实，至秦汉之际，阴阳家及术士们便已开始了炼金、炼丹的活动。葛洪也以此认为“长生之可得，神仙之无种耳”（《抱朴子•至理》），即仙人也不是天生的贵种，即便是凡人，只要潜心净修，并自炼金丹大药也可成仙而不必求诸天生的仙人。大有陈胜、吴广反秦时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气概。当然，葛洪也是知道秦皇汉武都曾服食术士所献“仙丹”的，而二帝几乎都是吃“不死之药”而死。对此，葛洪却有他另一番解释，他在《抱朴子•论仙》中说：“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而“人主（指帝王）所欲，莫有不至”，故知“得仙道者，非势位之人也”。葛洪的祖父葛奚、从祖葛玄，其师郑隐及岳父鲍靓，都是当世道教显赫人物，他们都不苟同于东汉顺帝末年（143）张道陵初创“五斗米道”（道家演化为道教的雏形）以对抗朝廷的做法，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而称张道陵为“米贼”。况且，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黄老之说作为君主治国的主导思想，逐渐转向了道教探究自然与生命的养生学。葛洪岂有不笃信“仙人之可得”之理？只是他的前辈们多注重于炼丹的实际活动，而葛洪则通过其实践及著述《抱朴子》等书籍，从而建立起了其神仙道教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经过葛洪及其子侄门徒几十年的共同努力，终于使老庄所创立的道家学派嬗变为被朝廷许可的有组织的道教团体，并且与佛教比肩并立千百年，成为中国本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宗教派别。
当然，葛洪当年如何炼制其长生成仙的金丹大药，我们难知其详情。前文已经述及，葛洪只是“粗举长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自叙》）。且葛洪在其《抱朴子•金丹》中又说：“余师郑君（郑隐）者，则余从祖先公之弟子也。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今属江苏无锡）中立盟受之，并诸口诀之不书者。”这就是说，道教著作至“至妙”之处，是不写于书中的，而是另有“口诀”，这“口诀”只在师徒之间口耳相传。好在今天的广东罗浮山“稚川丹灶”古迹尚存。《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之钟东所著《葛洪》一书对其作了具体的测绘和描述，现照录于此：“当年葛洪重上罗浮山，他就在冲虚观右侧建了一座丹灶。这座丹灶高3.6米，底座为长方形，边长2.25米，中部由三层石块叠加而成。丹灶基座呈八角形，分别雕有八封图像。四角的石柱之上有顶，以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依次依五行的道理，分别上了青黄赤白黑五色。灶上放金鼎，鼎座有三足，鼎身为罐形，罐盖为荷叶形。”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葛洪是依照太极八卦及阴阳五行说来建造其丹灶的，丹灶最为核心的部分是金鼎，也就是丹鼎，或称丹炉。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但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今人卢央在《葛洪史料》中说：“葛洪可能考虑的是如何仿照天地阴阳造化的原理来加速这一过程，同时也考虑仿照阴阳造化原理看看是否可能延缓某些天地造化的发展速度，例如人类的寿命。”综上记录和评论，笔者以为葛洪可能是将其所制的丹炉视为能够体现阴阳变化的微缩的天地宇宙模型，然后加入丹砂、黄金之类特殊物质，再加以高温（火候），自然可以炼出使人成仙的金丹大药，即所谓“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故葛洪在《抱朴子•黄白》中说：“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也许在葛洪看来，他们所要服食的只是金丹大药中所包含的天地阴阳造化，而不仅仅是金丹大药的药物本身。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许多药物是可以延长人的寿命的，但葛洪显然是将持久跨越为永恒，把长寿等同于不死，这就使得他的理论从时间的有限性直接跨越到时间的无限性，这显然是荒谬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评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付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时所说：“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丹术士一样，我们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葛洪当然不可能炼出令人成仙的金丹大药，但他在炼丹的过程中，却为我们积累了不少原始化学的知识，如《抱朴子•金丹》中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这里所说的丹砂即硫化汞，经煅烧加热，硫被氧化为二氧化硫并分离出水银。再使水银与硫磺化合，生成黑色的硫化汞，再加热使之升华，又恢复红色硫化汞。这就是所谓的“还丹”，其烧炼过程，实际上就是属于化学还原与氧化的反应。有关此类的化学知识，《抱朴子内篇》还有不少记载，限于篇幅，不予赘述。正如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炼丹家乃是“世界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
葛洪第二次于广东罗浮山炼丹近十年，也就是在他六十岁左右的时候，他或许也预感到他和他的子侄及门徒如此下去恐难有所成就，故他致书好友广州刺史邓岳：“当远行寻师，克期便发。”当邓岳“狼狈往别”，而葛洪已“尸解得仙”。然而，这就又转回到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的原点，这就是葛洪到底是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抑或是晋哀帝兴宁元年（363）？有关葛洪卒年争议的著说现已汗牛充栋，笔者无意再加入这场至今仍莫衷一是的辩论。笔者在此只想再补充两句，地处皖南山区腹地的宁国在那个时代与外界隔绝的程度，恐怕不是我们今人所能想像的。如果葛洪和他的老师郑隐以及董威辇、郭文等人一样绝意于世，他若真的一头扎进了宁国的深山老林继续炼丹和著述，那么，他五六十岁以后的具体行踪和事迹，自然鲜为“外人”所知了。这也或许正是“六十一岁”和“八十一岁”两说产生的原因。因此，葛洪的广大研究者，也包括本文的读者，应结合《宁西葛氏家乘》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而笔者在本文杀青之时不免还是要罗嗦一句：葛洪晚年应该是隐居于宁国，至今仍然保留于宁国万福村的葛洪夫妇墓可以为证，同埋于其墓傍的其子葛善五墓亦可为证，其瓜瓞延绵于宁国的历代葛氏子孙亦可为证。
（感谢葛有根先生提供《宁西葛氏家乘》、葛英胜先生提供祖传葛洪彩色画像）
（作者简介：汪秋明，宁国中学高中部高级语文教师，在省级及以上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两百余篇。高生元，河沥溪中心小学高级教师，已发表历史文化研究、心得、笔记等文章数十篇，并出版《宁国拾遗》、《古邑宁国》等书。）
（作者：汪秋明 高生元 《青龙湾》杂志 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