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国金

第1081期

水阳西镇的上街头。左手，滔滔南来的水阳江，如一条巨龙，顺镇蜿蜒北流。门前，凤凰潭应朱雀之位，碧波粼粼。一条大沟，宛如碧绿的绸带由潭中伸展，向右手边一望无垠的圩田间，开枝散叶，纵横交错。沟上一座石拱桥连接两岸，桥因潭名，曰凤凰桥。

这里就是宁国府最大的粮仓——水兑仓。坐北朝南。

秋收时节，圩内，绸带上，一只只小船满载而来，横七竖八地挤满了凤凰潭。圩外，水阳江中百舸争流风帆鼓张。

壹

水兑仓起始是配合漕运，主要功能是储谷输漕。谈到它的建成绕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明正统年间任宁国府知府袁旭。

在明代，漕粮是土地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415年，明王朝敞开运河水道，用于交通。运往北京的粮食，全部走内陆水路，海运不再继续。地方承担的漕粮运到徐州、德州和临清这几个漕河上的运输中间站，再转运到北京。后又在仪真安装水门，所有粮运任务由官军承担，逐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漕运体系，对明朝的整个发展做出了贡献。

直至清初，王朝更迭时，漕河水道仍然完好无损，处于良好的航运状态。据记载，1640年，农历八月，在南京登基称帝的福王朱由崧派佥都御史左懋第，到北京同清廷接触。10万两白金，几万卷丝织品，作为南明小朝廷的礼品，由3000名士兵护送赴京。一百条船的使团，八月渡过淮河，十月初一到达漕河南面终点张家湾。这段行程用时不到60天。

水阳江是支运漕粮的重要航道。1436年正统帝下旨公布施行兑运法后，为配合漕运，储谷输漕，方便百姓纳粮，在水阳江航道上创置兑仓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功。

此时，袁旭正任宁国知府。“郡故多事，旭应之，恒有余力，凡郡县治所、学宫、祠庙、馆舍、桥道，靡不庄固宏丽，甲于诸郡”。俗话说“客不修店，官不修衙”，那是从自身利益角度的一种权衡。历史上我们向来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的官员，他们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理念。袁旭就是这样一位敢于任事的父母官。正统十年（1445）春，朝廷大考群吏，他和松江知府排名前二，皇帝“赐宴及袭衣遣还”。

《宁国府志》记载，袁知府既能干事，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如此荐兴大役，老百姓却并不反对，“民不告扰”。正统八年（1443），袁旭为方便百姓，把济川桥由浮桥改建为石桥。因工程浩繁，财力不济，他亲自捐俸并为文劝民，一番激情鼓动，富者争出粟帛，小民争趋赴工，垒石起土，历时一年桥竟然建成了。

对于修建兑仓这样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袁旭自然责无旁贷，全力争取。巡抚周忱上奏朝廷，朝廷遂批准郡守袁旭来操办这件事。

那么兑仓选址为何孤悬于府治百里之外的水阳镇呢？

当时的金宝圩环圩“一百六十余里，计亩十九万七千有零”。六朝南迁赴圩内定居垦荒，人逐渐增多，自唐宋鼎盛后再次步入辉煌。至明初，经元朝摧残而衰退，停滞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朝廷奖励复垦、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减轻商税，田赋与徭役，在当时大大刺激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因此，锯镰、水车、风车、耘璗、秧马等各种重要农具广泛而普遍的在圩内得到运用，力省而功倍。

加上这里农人勤而安分，终岁不休。稍有闲隙，则去捕鱼虾、采薪、埏埴、傭作，担荷。这样的百姓自然创出不一样的财富。“漕取足于圩者十之八九”。对于这样一个鱼米之乡，兑仓设此，便理所当然。

袁旭鸠工庀材，在水阳河西创置了“官庾一区”。自此，每年冬十月地方大户按期把粮食交到仓库，仓吏严加管理，待到第二年漕船开来，漕卒拏舟就之，兑以转输，方便了百姓，完成了岁赋。于是，水阳的兑仓就成了大明王朝漕运体系中一个重要节点。当时，宣州帮经运漕船有45艘，额充宣、南、泾、宁、旌，太并建平七县，正耗米共24890石。每年从水阳转运的漕粮近2万石，约占全国输往北京漕粮的二百分之一。虽谈不上举足轻重，但在支运线上也是很有分量的一个大仓了。

可以想象当年水阳江上千船竞争发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水阳江下游沿化津湖段“运粮河”也因此得名。

农业文明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生产生活要求也基本是内循环，很少部分产品进入市场交流。但就是这部分的交流就形成了一个区域的市场兴旺。兑仓的设立也进一步推动了水阳这个圩乡重镇的繁荣。

历史是令人吊诡的，就是这样一位为民爱戴，政绩卓异的一代良臣，在宣城任上，却被在朝廷为官的泾县人督学御史程富参核，诬其妄兴大役，收敛民财，且杖死平民，最后冤死于狱中。临终，袁旭仰天长啸，冠绝缨索，作《幽愤诗》：报国有心悬白日，盖棺无面见黄泉。闻者无不流涕！

天地之间有杆秤。对这位父母官，宣城百姓却口碑如雷！为之“祀济川桥左，并祀遗爱祠，名宦祠”。

三百年后，施闰章作《宁国府故太守袁公祠记》：人能戕公之生，不能斩公之泽；能陷其身于一时，不能夺其名于百世。今垂三百年语贤太守，莫不曰“袁公袁公”也，公亦无可憾矣！

贰

一百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沧桑不仅带来人事的代谢，粮仓在兑营的过程中因年久不葺，也渐渐地被寖以摧毁，颓垣败砾，蚀于蔓草间。致使“输者云集，无所贮藏”，给百姓纳粮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不得已租赁民居来储藏，也给漕粮的管理留下了隐患，“其奸阑、弊穴由兹以炽”。

隆庆五年（1577），湖广监利人姜奇方来宣任职。他周悉民隐，大胆革新，认为“国赋之征乃吏政之大”，重修兑仓乃头等大事。

面对久废不举的兑仓，一面向上呈报，一面对下动员，履职之初就启动了兑仓的维修。他亲自规划工程，挑选里甲中诚实谨慎而能任事的主持这项工程，召集乡里筹集建设资金。工程于万历甲戌仲秋轰轰烈烈地动工，第二年正月即完工。一座“中为厅事，前堂后室各三楹，左右排列三十二座廒仓”的兑仓即告建成。“缭以固垣，重之坚壁，言言翼翼，风雨攸除。”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比百年之前有了一个大的提升。

姜县令明章程，谨赋敛，每到兑运漕粮之时，都要直挂长帆，不避风雨，沿水阳江而下，长驻水阳，亲自调度，为民做主，严禁粗暴征粮，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深深信赖。百姓上交漕粮也非常积极，以致他在位期间，“民输官期独先，诸邑称最”，在各县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一个想干事的官员，民生疾苦无一日不在胸腹之间。自然，眼里也就永远有干不完的事。万历己亥年，水兑仓修建一新，“宣城旱，祷有雨”，粮食喜获丰收，姜县令心中欢喜，可转而又喟然感叹，怎样才能让百姓永无饥馁呢？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公堂之上涌上心头，可以效古社仓之法！说干就干，遂向抚院宋仪望，巡院鲍希贤，郡侯陈俊请示，得到上级的认可，于是拨付资金在山区和圩乡各建两处义仓。圩乡的百里之仓设在水阳兑运仓之后，山乡设在庙埠广王殿下大门内。“水阳之廒十有二楹。贮谷六千二百有奇。”姜父母官下令每户稍出谷为义仓本。廒成而谷亦集，春雨如膏，仓箱告盈。义仓的管理“散敛平时用《社仓法》，春而出之，以补不足，秋而入之，斗赢一升，以供鼠耗。凶年用《常平法》，春减估粜以出，秋增估籴以入，厥价恒平。”

实际上“常平仓”制度是我国粮仓储备制度最大的创举。就是政府在丰收之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粮价过低伤害农民利益，歉收之年卖出所储粮食，以平抑市场的粮价。籴，是买进粮食。粜，就是卖出粮食。平籴就是官府在丰收用平价买进粮食，以待荒年卖出。平粜则是指官府荒年的时候用丰收时购进的粮食平价出售。“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其价而粜，民便之。”因“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粮食价格不宜过高或过低。

可以说义仓成了基层治理中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古代社保体系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把好事办好，贡师泰裔孙国子监学录贡安国，撰文介绍了邑大夫姜侯奇方创造性的管账方式：水阳义仓设置账簿三本。一本上报府衙，一本留存县邑，地方掌管一本，由威望高、声誉好的乡绅选出一位作出纳，并定期轮换。每次官府来盘查，仓夫要回避，三账核对，出入制衡，设置了完善的操作规程。“良法美意，存于后人守之耳。”

粮价是百价之基，20世纪30年代，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了解了中国的“常平仓”制度后，深受启发，他结合美国实际，将常平仓引入了罗斯福新政，解决了农业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战争物资的短缺问题。后来，他在各种演讲和回忆中，都把常平仓视为“我任农业部长最值得骄傲的行动”。

在金宝圩，最典型的就是在咸丰兵乱之时，正因为有如此庞大的粮仓，才能偏安一隅，没有因为私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形成米珠薪桂，能抵挡太平天国长达十年的进攻。当时宣城县治已沦陷两次，大户和饥民纷纷寄居水阳。不能不说，粮仓是抗敌之本。

因姜侯奇方在宣任上，事有利病皆兴革之，建预备、常平二仓，贮谷待赈，创水阳储廒，敛粟待兑，军民便焉。

叁

粮仓的建设是一件大事，粮仓的管理更是不能马虎,防虫、防霉、防鼠雀、防火烛，哪一样都不能掉以轻心。

粮仓的建造是一门技术活，我国古代储藏粮食的建筑有地下和地上之分，地面下的建筑为窖，地面上的则为仓，一般是北窖南仓。水阳是江南水乡，地势低，地下水丰富，故以仓储粮，地上粮仓的防水和防火要求更为严苛。水阳义仓虽建在水阳江畔，南边还有凤凰塘，仓内还是挖掘了一口水井，此井即龙溪古井，至今仍在。传说井有两口，另一井在河东的真庆观正殿中，相传两井逾水阳江下是相通的，一年火灾，一得道高僧穿二井，以压两镇火灾。

粮仓最难防的当然还是人，再好的制度，如没有干吏能臣执行到位也是枉然。到康熙年间，距袁旭创建兑仓两百多年，距姜奇方重建兑仓也是百年有余，“宣民之困征输极矣”。此困非为无仓可储，而是漕运体系的弊端丛生。

税率杂派直线上升，常法之外，又巧立名色，肆意诛求，漕卒胥牟作奸犯科，相倚奸利。

此时，一身正气，情怀满满的一位官员来到了宣城，这位榜贡出身的会宁人，叫李文敏。《宣城县志》称赞他“明敏果决”，上任伊始，对漕事之艰就做了一番深入的了解。

漕粮输送，民输仓，而卒转漕。这里百姓最起码要承担额外的二项费用，一是损耗，二是运费。但漕军已经退化变质，额外费的征收，使漕军的多级军官在内，都卷入进榨取活动中去。《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每石大米的运输给纳税人带来的负担多达8倍。有名御史指出敲诈行为有8种，每种都有其历史，有其行话。

当时的通例是“五两五石”，作为规定不可横索厉民。但承平日久，腐败无孔不入。李文敏履职之时，“漕事日艰”，漕卒、奸胥、运弁对农民的横征暴敛名目繁复已无以复加，稍不顺意，甚至“不受其输”。致使粮食“经月红腐”，许多中产弄得陆续破产。

没有经历过卖粮难的人实难解其中滋味。我就亲自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烈日焦炽的午后，在粮站的门口，一位老农挑着一担菜籽，直接倒进了河里，满河漂荡着半浮半沉黑幽幽的菜籽，引来了一大片鲳鱼在河中成群的追逐。原来老农已在粮站待了三天，每次到磅秤处，检验员都说“成色不好，还要晒晒”。

李文敏认识到问题的根本是“民弱而卒强”，而“长吏又不能约束之”。

李文敏就是李文敏，这位后来因“催科有法”升太仓州知州的一方父母官，监兑之法出手不凡。他深入水阳圩乡一线，召来各位里长，组织他们提前把大户家中多余的粮食运到兑仓，叠得高高的粮袋巍然如山。然后把仓场库吏，监督，皂隶，仓役全部召到堂前，刑枷置于几案，怒目圆睁，掷语如铁:“本官此次理漕，你们一定要恪尽职守，若有从中与漕卒勾结犯科者，将严惩不怠。”

输漕那日，天朗气清，乌篷大船，声如宏钟，陆续驶来。李文敏让各里长支走几位黠吏，他在仓前亲自指挥漕船装载。来到漕军首领跟前，开阔的眉宇间蕴藏着一种丰蔚坦荡的君子之风，出言温和却不失威严：“你们为国家运粮实在辛苦，我担心老百姓纳粮不及时，耽误了你们的行程。”

卒役紧衣肃然，立于两旁。仓场书办拿出准备好的帐簿，噼噼啪啪一顿算盘，按照规定给付杂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昔日骄悍的漕军官兵面面相嘘，不敢声张。

一艘艘漕船按顺序停泊于水兑仓的码头，轮流卸装，秩序井然。

这天，水阳江上，大橹摇曳，青篙击水，纤夫的号声响彻江面。

不几日，兑运任务顺利完成。水兑仓的兑运又恢复了往日便民的功能。

事后宣城乡贤施闰章称赞李文敏：“当放则放，当敛则敛， 侯实苦身戮力以速漕而纾吾民也，何善政不可为哉！”

肆

曲终人不尽，江上数峰立。转瞬又是几百年过去了。

解放后，水兑仓成了全市最大的中心粮站，高峰期收储的油菜籽占全市的五分之一，粮食占全市的三分之一。

如今，凤凰塘已被填没，凤凰桥唯余两块条石，龙溪古井犹存，仍默默地守护着这片敖仓。

水阳江上的乌篷大船消失了，拉纤的纤夫不见了，空中飘荡的号子声穿越时空，穿透灵魂，仿佛在江风中久久回荡：

一声号子，哟，嘿！

闯风雨哟，嗨，嗨！

路且险哟，吙，嘿！

往前赶哟，吙，嘿！

圩乡的月光依然清澈明亮，滔滔的水阳江依旧汩汩流淌，三位父母官已走进了历史的深处。斯人已逝，但他们敢于任事，不移初心的精神，依然在历史的长空中闪烁着灿烂的光芒。

一代代的人，匆匆走过他们生活的时代。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体会到异代同调的那份苍凉。（作者系宣州区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