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安徽省郎溪县，一个美丽的江南小镇。她地处皖东南，近邻江苏、浙江，她是中国绿茶之乡，全国最大的有机绿茶种植和生产基地。她虽然是一个常住人口只有三十多万的小县城，但民俗文化却是其一篇大篇章。

听老一辈说，清咸丰年间，郎溪有人口十万余，后由于清廷和太平军在江南历时六年之久的拉锯战争，生灵涂炭。到同治时因杀戮、瘟疫，已是十室九空，只剩土著五千余人。朝廷无奈之际，便大举移民。先后有河南光山、罗山，湖北黄州、随州、沔阳，湖南部分县州和本省安庆、巢湖等地移民客居郎溪。另有一批退役的湘军兵士和浙南、苏北等精明之人，看到江南大批山、水、田、林、房成了无主之处，也纷至沓来。他们插草为界，圈地生息。我的先祖们就是来自浙江义乌，在郎溪这片土地已生活了一百多年了。郎溪有谚语：“湖北人占田（包括湘兵），河南人占山，浙江人占滩”。是说这些移民根据自己的生活、生产和思维习俗，选择地理环境比较相通、熟悉的地方居住下来。后来，徽州的生意人也到了郎溪，并有了“无徽不成镇”的说法。

民俗因民而兴，亦随民而修。就这样，各地的移民在日后漫长的生产、生活中，顽强地把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出来，同时又不断地同其他移民和土著人的习俗相交融、相渗透，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形成了纷繁多彩的郎溪民间风俗文化。

纵观郎溪民俗，有五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地域性。俗云：“出门三五里，一地一乡风”、“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郎溪更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可以说，郎溪风俗的主调是江、浙一带的吴越文化，还有荆楚文化和徽文化等相融其中。

以郎川河为界，南北两乡的民俗有很大的差异。

如婚丧喜庆活动，南乡讲究热闹、排场；而北乡更多的是礼仪、规矩。婚嫁中的哭嫁，南乡比较简单，有些只是象征性的；而北乡则有大量的“哭嫁歌”，如“哭爹娘”、“哭歌嫂”、“骂媒人”等，情真意切，色彩浓郁。再如丧事习俗中，南乡人在封棺前要将亡人口中的“含口钱”拽出来，以防亡人带走家中的财运；而北乡人则要让亡人衔着“含口钱”随棺材入葬，意在怕亡人转世时变成哑巴。

在民间艺术上，渔鼓“道情”只在飞鲤、毕桥出现；而“打蛮船”却在南丰、涛城流行；“人灯”则活跃在幸福、飞鲤一带；旱船多在南乡，定埠一带基本看不到旱船。送春则以北乡为盛。还有山歌，北乡山歌故事性很强，有的长达上千句，已形成传统段子的有《风筝记》、《养媳妇》等；而南乡是放牛娃子喜闹逗趣的一种形式而已。

饮食民俗也有明显的地域性。南乡三月三的“巴魂粑粑”用的是“齐头蒿子”，包咸菜馅；而北乡用的则是“白毛头蒿子”，包红糖、芝麻馅。前者的特色是“香”，后者的特色是“粘”。旧时过年有“看菜”的习俗，除鱼之外，北乡的看菜是“子孙汤”（鸡蛋汤），南乡的看菜是鸭肫、鸡肫。在茶馆、澡堂里，提篮小卖的除麻花、瓜子、桂花糖外，南乡多有绿豆粑粑，北乡是米饭饼、芽蚕豆。而城关的大街小巷，都是徽州风味的小吃“拓餜”。再如南乡的“闷酱”、“腌豇豆”、“楂辣椒”，北乡的“素鸡”、“压羊片”、“猪头膏”，都是郎溪的名牌食品，但口味迥异，各有特色。烹饪方法上，南乡以煎、炒、烹为主；北乡以蒸、炖、熘为主，地域性十分明显。

二是多样性。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历史。”劳动者在创造社会、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民间习俗。民俗也从来都是一种时空文化的连续体，它所包含的面极其丰富的。郎溪由于移民的原因，出现土著较少，而客民较杂、较多的现象，这一现象也使郎溪的民俗被孕育的千姿百态。

春节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内涵，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和宗教情结。过年仪式不仅隆重，习俗也多种多样。以时间讲，大多团年饭在三十晚上，但也有在早上和中午的，还有的在半夜（黄州人）；也还有腊月二十八过年和腊月二十九过年的。从祭祀供奉方面看：有的满桌子盛席，也有三荤三素的，三荤三素中也有三个碗、六个碗的；有磕头祷告平安的，也有背祖宗五代过年的。“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传统的时间意识和风俗，把春节装扮得既丰富，又多采起来。 郎溪民间艺术活动更是异彩纷呈：有老龙、抬龙、滚龙等各式龙灯；有演“水浒”、演“三国”等故事的大、小马灯；有文、武狮子及云舞等。仅说唱艺术，就有玩旱船、打蛮船、人灯、送春、打五件、门头歌、山歌、书帽等不同形式，且各有特点。

三是群众性。民俗的最大特点就是广大群众品质、道德、知识和智慧的渗透，没有这些，就不可能形成民俗。文化首先是一种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协调着社会、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五行八作中，凡是一些规矩、行业禁忌，所有的行商、坐贾、老板、店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并使他们感到这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不这样去做，就可能成为另类，于人们所不齿。因此我们看到：民俗文化本质上是同民众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些行规、习俗一旦形成，就成了人们的行为标准，并用它去约束自己的举止，规范自己的言行。

另外，有一些民间艺术活动是少数人伺弄不了的，客观上要求群众的参与性。比如玩龙灯、马灯、舞狮等。抬龙出动，要一百多人，有的要上千人。大小马灯演“水浒”，没有三、四百人打不开场面。飞鲤湖滨村，素以爱唱戏闻名遐迩。裴村在清咸丰年间有3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村东、村西各有一个大戏楼，分别有十几间房子，雕梁画栋，十分壮观。大戏楼直到1956年因长久失修才倒塌。至今湖滨村尚有三分之二的人会唱戏。不大的一个湖滨，曾有三个剧团，现在还有九班狮子，十几班旱船和龙灯、狗婆灯、小马灯等。定埠的降福会出会，也在千人以上，围观参与的群众达数万人之多。显然，这些大众文化活动，没有群众的参与是根本不可能的。

还有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农业生产、采樵渔猎、房舍建设、交通运输、商贸、饮食、信仰等领域里的古老民俗，经过岁月的洗礼，已适应了各个时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被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并已溶解于大多数人平常生活之中了。

四是教化性。每一种民俗的形成，都集中了社会和人们的某些需要，但就其经济和意识形态来说，大都离不了“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国泰民安”之类。在郎溪民间艺术的说唱词中，除了少部分插科打诨的话外，几乎都是“高台教化”，内容是要人们学贤人、做好人；要光祖耀宗、趋荣避耻、孝悌为先；要尊老爱幼、勤学力耕、勤俭持家；要忍恕待人、和睦处邻等等。竭尽全力、不厌其烦地宣传一整套人类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这些“教化”的结果，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上有了一个“道”。这个“道”就是寻常人情、习见人性的传统意识。

五是传承性。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实用性，它为了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广泛存在，也是在物质和精神创造中产生的。一种民俗的形成并流传下来，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传承。郎溪民俗文化的传承性很强。一是家庭式的传承，父传子、子传孙，这表现在大型的民间艺术活动上，如龙灯、马灯、云舞等，至于一些精神、道德上的传承，主要表现在岁时节令的祭祀活动中。年节仪式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示，人们在享受节日文化的同时，也表演着节日文化，民族文化也正是在节日这一特写的时空设置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弘扬与发展。

家乡郎溪的民俗也一直在发展着，优秀的文化在传承，我相信只要我们带着发展和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待各地民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家乡独特的那一份乡愁。

我的家乡郎溪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有好山好水好人好事，更有优秀而独特的乡风民俗。我爱我的家乡！我爱郎溪！（宗为坤）